3.《越絕書》、《吳越春秋》、《華陽國誌》為方誌的鼻祖。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是從這幾本書的體例和內容更近似方誌而言的。認為方誌應兼史、地之長。因此，清代方誌學家洪亮吉在《澄城縣誌》序中說：“一方之誌，始於《越絕》。”《越絕書》15卷，為東漢袁康所撰，記述春秋戰國時期越國地方(今浙江和江蘇一部分地區)的曆史沿革、城市建設、山川、人物、生產情況和風俗習慣等內容，與後世方誌的體例、內容很相近。《吳越春秋》全書15卷，為東漢趙燁撰，記吳越二國興亡始末，今存10卷，前五卷敘吳，起自太伯，迄於夫差，後5卷記越，始於無餘，終於勾踐。是書隻記人物，不載地理及都邑，就方誌而論，雖比不上《越絕書》充實和周備，但對後世影響也很大。為此，範文瀾認為東漢會稽郡人趙燁著《吳越春秋》，又有無名氏著《越絕書》，兩書專記本地掌故，開方誌的先例。《華陽國誌》，晉常璩撰，全書12卷，附錄一卷，記述以巴蜀為中心的西南地區的地理沿革和曆史變遷。對於政治、曆史人物等方麵的記載尤為詳盡。也有些學者認為它是方誌的前身。對此，譚其驤教授有不同看法，他認為“史”與“誌”不同，東漢的《越絕書》、《吳越春秋》以及《華陽國誌》，與隋唐以後的地方誌不同，是地方史。近來，有的專家學者認為，方誌應當出現於秦漢統一的國家之後，它發端於《地記》。
4．方誌多源說。以上幾種說法，都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故長期並存，但卻互相排斥。現在不少的地方誌專家、學者認為，一門新學科的誕生，往往不會突然出現的，而是在相當長時間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方誌就是由史、書、誌、記、錄、傳、圖、經等各種不同體裁的書籍，互相滲透和逐漸融合而來的一種特定體裁的著作。因此，方誌並非起自一源，而是起自多源。我國地方誌，是在曆史的長河中從各方麵吸取源泉而逐步演化而來的。
最能代表中國文化的書
著名學者蔡尚思認為，最能代表中國文化的書籍有四十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約二十種(用表示)。
1．文學十種：《濤經》。《楚辭》。《李太白詩集》。《杜工部詩集》
。《白香山詩集》。《韓昌黎文集》。《宋元戲曲史》。《水滸》。《紅樓夢》
。《魯迅雜感選集》。
2．史學六種：《左傳》。《史記》。《史通》。《徐霞客遊記》。
《二十四史劄記》，《帝王春秋》。
3.哲學思想方麵二十種：《論語》。《墨子》。《孫子》。《老子》。《莊子》。《孟子》。《荀子》，《韓非子》。《論衡》、《金剛經》。《化書》。《李氏焚書》、《續焚書》。《明夷待訪錄》。《讀四書大全說》《四存編》
或《習齋先生言行錄》。《太平天國文選》。《天演論》。《清代學術概論》。《孫中山選集》。《五四運動文選》。
4.科學四種：《夢溪筆談》。《農書》。《本草綱目》《天工開物》。
中國古代十大兵書
《孫子兵法》：亦稱《孫子》、《吳孫子兵法》、《孫武兵法》，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兵書，為春秋末孫武所作，共八十二篇，圖九卷。今存本十三篇：有計、作戰、謀攻、形、勢、虛實、軍事、九變、行軍、地形、九地、火攻、用間等，曆來被稱為“兵經”，受到國內外的推崇。
《孫臏兵法》：亦稱《齊孫子》，為戰國時齊孱孫臏所作。共八十九篇，圖四卷，隋以前失傳，1972年在山東臨沂縣銀省山西漢墓中重新發現其殘簡。該書總結了戰國中期以前的作戰經驗，繼承和發展了《孫子兵法》的軍事思想，包含著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
《吳子》：由吳起、魏文侯魏武侯輯錄，共四十八篇，今存圖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等六篇，都係後人所托，有英、日、法、俄等譯本。
《六韜》：傳說為周代呂望(薑大公)所作，後經研究，認定為是戰國時的作品，現存六卷，即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犬韜。
《尉繚子》：傳說為戰國時尉繚所作，共三十一篇，今存有五卷，共二十四篇：天官、兵談、製談、戰威、攻權、守權、十二陵、武議、將理、原宮、治本、戰權、重刑令、伍製令、分塞令、束伍令、經卒令、勒卒令、將誇、踵軍令、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
《司馬法》：戰國時齊威王命大夫整理占司馬兵法，共一百五十篇，今令術僅五篇：仁本、天子之義、定爵、嚴位、用眾。
《太白陰經》：由唐代李簦撰寫。共十卷。《四庫全書》收錄十八卷本，是後人合並的。
《虎鈐經》：由宋代許洞撰寫，全書二十卷，共一百二十篇，內容主要發探《孫子兵法》和《太白陰經》的觀點，前十卷論述實際用兵的問題。
《紀效新書》：亦稱《紀效》，由明代戚繼光在東南沿海平倭寇時撰寫，共十八卷，每篇都各附圖說。卷首有《或問篇》作為總序，是一本練兵和作戰經驗的總結。
《練兵實紀》：由戚繼光在薊鎮練兵時撰寫，正集九卷、附雜集六卷，此書和《紀效新書》亦稱戚氏兵書姐妹篇。
話說《千字文》
《千字文》是我國曆史上最著名的兒童文化課本。以後仿照《千字文》，先後又編寫了《百家姓》、《三字經》——合稱“三百千”。經千百年教學實踐，在諸多啟蒙書中，唯有“三百千”最為普及和最受歡迎。
《千字文》。是南北朝時代周興嗣編纂的，已有1400多年曆史。其編纂經過頗為有趣。據唐·李綽《尚書故實》記載，梁武帝命令殷鐵石在王羲之的書法中拓出一千個不重複的字，供給諸王臨摹。當這一千個字拓出以後，梁武帝又覺得“每字片紙，雜碎無序”，遂命令他的文學侍從周興嗣，將這一千個字編綴成合轍押韻並有意義的文句。周興嗣“一夕編綴進上，鬢發皆白”；可見作者為編寫這篇千古絕妙文章，花費了多大的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