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文化人曾刊出自己的潤格價碼。掛牌治印的，20世紀20年代的瞿秋白，他的潤格是：“石章每字2元，一周取件。限日急件，潤格加倍。牙章、晶章、銅章另議”。40年代有聞一多，他的潤格是：“石章每字1200元，牙章每字2000元……潤資先惠。7日取件。”
20世紀30年代，上門向易居左索詩求畫的很多。他嗜酒如命，於是刊出潤格：
索求詩屏或題詩之畫軸者，須在貴州茅台酒、袁州宜春酒……任以一種相贈。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為給鄉村教育籌集資金。於1932年12月12日在《申報》刊登《賣藝啟事》，大意是：賣文，每篇10元；賣字，每幅10元；賣講，大中小學分別為30、20、10元。
圖書目錄學
我國殷周時期已經有了書目的萌芽，但正式的校書編日工作則始於西漢。公元前26年，漢成帝派陳農收集圖書，建立皇家藏書機構，並指定劉向等人校勘整理。劉向繼承和發展了前人校書和編製目錄的經驗，校定文字，按內容分類編目，編寫了《別錄》，劉向去世後，他的兒子劉歆繼續這項工作，編成了《七略》。這兩部目錄內容基本相同，一詳一略，分門別類地係統地反映了我國西周至西漢末年圖書的狀況。《七略》係將全部校定本分成六藝、諸子、詩賦、數術、兵書、方技六略，每略又分若幹種，略有大序，種有小序，分別說明大小類目的意義，稱之為輯略，冠於六略之首。
《別錄》和《七略》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圖書目錄，為我國圖書目錄學的形成奠定了基礎。也是世界最早的目錄學論著。
西晉荀勖在劉歆《七略》分類法基礎上，創立甲己丙丁四部分類法，為以後圖書分類法的改進指出了一條新的路子。古書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在隋唐時正式確定下來。
北宋時我國正式使用“目錄學”這個名詞。北宋王堯臣等編《祟文總目》，南宋晃公武撰《郡齋讀韋誌》，南朱尤袤撰《遂初堂書目》，南宋陳振孫撰《直齋書錄解題》，是宋代四大書目。宋代著名學者鄭樵著的《通誌·校讎略》是一部重要的目錄學理論著作。它在編製書目、圖書著錄分類和內容提要等方麵提出了理論性的見解，為目錄學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明朝楊士奇等人編有《文淵閣書目》，後來張宣又編了《內閣書目》，可供奩考明朝的藏書情況。
清紀昀主編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是我國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圖書目錄。
清代學者、目錄學家章學誠的《校讎通義》，是繼鄭樵《通誌·校讎略》
之後又一部目錄學重要理論著作。章學誠提出“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目錄學思想，和互若別裁的方法對後世影響深遠。
20世紀20～40年代又出現一一批目錄學專著，如鄭鶴聲的《中國史部目錄學》等。
建國30多年來，武漢大學、北京大學等院校圖書館學係對目錄學進行了深入研究，建國後編成目錄3000種以上，大大超過了前人。
《四庫全書》遷運始末
1948年4月，沈陽戰情緊迫，國民黨當局預感東北難保，決定將沈陽文獻、文物，包括沈陽故宮文溯閣保存的《四庫全書》遷運到北平。為此，教育部特聘國立沈陽博物院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金毓黻先生為東北文物遷運保管委員會主任委員。馬衡、袁同禮、於子水、楊振聲等為委員5月6日在北平召開了第一次委員會會議，研究遷運問題。會議一致反對《四庫全書》
遷運。認為《四庫全書》在內地還有三部（承德文津閣、杭州文瀾閣、北京故宮文淵閣)，沈陽文溯閣《四庫全書》太重，需費太巨，一時不易運出，決定從緩辦理。對這次會議，教育部頗為不滿。5月22日，教育部長朱家驊給金毓黻一封措詞嚴厲的信，責令《四庫全書》連同其他油文老檔及上年接收長春偽宮善本悉數遷運，“否則，萬有意外，則將來誰負其責！”
國民黨當局遷運《四庫全書》之舉，遭到各方麵的反對，沈陽博物院籌備委員會委員閻文儒稱“《四庫全書》關係東北文化之啟迪”，公開反對遷運。負責為《四庫全書》遷運借墊運費的國民黨東北“剿總”衛立煌考慮到《四庫全書》遷運影響甚大，恐動搖民心士氣，6月4日也致電教育部長朱家驊，商請緩辦。金黻也以各種借口予以拖延。6月16日他再次致函朱家驊部長：“文溯閣《四庫全書》遷運一事現正積極洽辦，惟以所請運費一百五十億元未奉核準，是以無法起運。”7月1日教育部東北文物遷運委員會召開第二次會議，教育部特派教育司司長英千裏參加，會上決定仍遵教育部指示將《四庫全書》運北平保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