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書“毛邊紙”
寫毛筆字和畫水墨畫，一般都使用宣紙，但初學者，卻喜歡用毛邊紙，因為它價格便宜，質地細嫩，表麵平滑，而且托墨吸水和宣紙有同等效果。
但毛邊紙，邊並不毛，何以叫做“毛邊”呢？原來明朝毛晉汲古閣刻書時，先向造紙的地方把紙定下來，然後在這種紙邊上蓋有一個“毛”字的印，所以叫做“毛邊紙”。
毛晉是晚明時期開始刻書的，他是常熟人，築有汲古閣，藏書數萬卷，傳刻經史百家書，自手讎校，又刻《津逮秘書》十五集，皆宋、元以前舊帙。在他以前，刻書的紙張中犬都帶有棉的成分，可以保持較長的時間-毛野用的紙，除極少數名貴的書還用帶有棉成分的紙外，一般都用毛邊紙，所以毛氏汲占聞發行的書都很便宜，差不多全國都買他的書，風行一時。現在的明版書中，汲古閣的刻本是較多的。
我國最早的印刷品
我國最遲在商朝就用文字來記載曆史了，但那時還沒有紙，人們書寫時是用刀將字刻在龜甲獸骨或竹木片上，當然談不上什麼印刷了。印刷技術的出現，是和古代印章、碑刻藝術分不開的。正是在拓印古璽、碑銘的基礎上，啟迪人們發明了反刻的雕版和活字。
現在尚能見到的我國最早的木刻印書，也是第一部有插圖的印本書，是在敦煌發現的《金剛經》。這是一柄由七張紙連接起來的完整的卷軸。卷首是一幅釋迦牟坐在經筵上對眾弟子說法的木刻印畫，左右諸多護法神和僧人，上方還刻有飛天。整幅畫麵莊嚴肅穆，是為我國現有的第一幅木刻印畫。在佛經卷末則清楚地刻有“成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瑜為二親敬造普施”
字樣。王是何許人現已不可知，但是這行文字卻說明了這部佛經是一個名叫王的人祈禱他的父母而出錢讓人雕印的。這部佛經雕版鏤刻細致，印刷技巧純熟，反映了這時的印刷已達到了相當的水平。而事實上從文獻記載來看，在這部《金剛經》之前，我國唐代民間已經有過一些韻書，和曆書或者佛經的刻本，隻是沒能流傳下來。
從唐代發明了雕版印刷後，我國的刻書、印書之風隨之而起，不僅官府設有負責刻印的機構，一些官宦私家也普遍重視印書、刻書，常出重資雇人刻印，全國還形成不少以刻印為業的書肆書坊。
印刷術的發明不僅使人們免於長期抄寫之苦，而且對於古籍的保存、流傳起了很大的作用，從唐以來，雕版印刷(現在是翻印、複製)成為古籍流傳的主要手段。
刻書世家
在由唐至清一千餘年的中國古代出版印刷史中，出現了不少以刻書售書為業的家族，我們稱之為坊刻。他們子承父業，世代相沿，苦心經營，曆久不衰，有的經曆幾個朝代、五六個世紀以上。他們的聚居地，形成了曆史上的刻書中心，不僅在刻書內容和版刻形式上具有獨特的風格，而且為保存古代典籍、傳播民族文化以及促進印刷術的發展，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世界上最早的一批出版家保留到今天的唐代印刷品已十分稀少，然而在有如鳳毛麟角的幾件實物中，仍可發現一個十分普遍，而且值得注意的現象，他們大都標有“某某家”的字樣。如國內現存最早的印刷品實物是1944年在成都“望江樓”附近一唐代墓葬中出土的《陀羅尼經咒》，印本中央刻一菩薩像，周圍是梵文經咒正文，右邊首題漢字一行可認出“成都縣×龍池坊××卞家印賣咒本……”等字，字體圓活秀勁，饒具唐人書法風格。
敦煌遺書中也有幾件唐代印刷品實物。其一為《劍南西川成都府樊賞家曆》，此卷雖僅殘留三行上半斷片，但卻保存上述書名及“中和二年(882)具注曆日凡三百八十四日”之題記，刻印時間、地點、刻印家姓名俱全，此外還有“上都東市大刁家大印”曆日，也僅存下半一小條，為我們保留了刻書家題名。還有一些敦煌漢字寫本中有關於民間刻書家的間接記錄，如法國所存的一卷“陰陽書”，背後寫的是《新集備灸經一卷》。書下有“京中李家於東市印”一行。時間為鹹通二年(861)，在倫敦、巴黎、北京等地圖書館，保存著十多份帶有“西川過家真印本”字樣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都是寫在尾題經名之下，並有年月日明確題記。這些充分說明早在唐代我國就有印刷品廣泛流傳於民間。
以上所記的“龍池坊卞家”、“京中李家”、“西川過家”等，是一批以印售曆書、詩文集、字書，陰陽雜著為業的手工業者，他們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出版家。四川成都地區是我國最早的刻書中心。
臨安陳氏和建安餘氏到了宋代，我國印刷業進入了黃金時代，繼四川之後，又出現了浙江和福建兩個刻書中心。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在這些地區聚居了許多刻書世家。如南宋行都臨安(今杭州)的中瓦子南街和眾安橋一帶，就有不少以家族命名的“經坊”、“書籍鋪”，有尹家、郭家、榮六郎家、賈官人、張家等。僅陳姓書鋪就有四家之多，以陳起父子最為有名。陳起，字宗之，稱陳道人，又稱武林陳學士。他在文學藝術上有較深的造詣，好刻唐人詩集，有“字書堪稱晉，詩刊欲遍唐”之譽。至今我們還可以看到陳氏刻的20餘部唐人詩集，書後大都刻有“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鋪刊行”牌記。陳宅所刻之書，雕印精良，為曆代藏書家所珍重。應該說，後人所以能見到較多的唐宋之人詩詞，是與陳起等書坊刻書家的功績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