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書，全書356頁，每本定價2500美元。該書出版後，轟動了全世界的工業界和學術界，是當今世界上最昂貴的一本書。該書的主要內容為三部分：1．高級複合材料用補強物的發展及市場趨勢；2．高級複合材料應用發展的趨勢；3．1971——1984年日本專利公司報有關高級複合材料的分類摘要。
寫在樹葉上的書
元末明初的時，有個讀書人叫陶宗儀，應考進士落第，便隱居在鬆江一帶，一麵講學，研究學問，一麵種田，自食其力。在勞動中，他總是不停地思索，回味所讀過的書的意思。勞動累了，他就到大樹底下休息。手一停下來，他多想把思索的體會和所見所聞寫下來呀！但是，當時正是兵荒馬亂時節，到哪裏去找紙呢？他抬頭望望枝葉繁茂的大樹，忽然靈機一動：唐朝不是曾有過“紅葉題詩”的故事嗎？我何不在樹葉上試試呢？想到這裏，他連忙摘下幾片老樹葉，把自己的學習體會和所見所聞寫在上麵。每寫完一片樹葉，就小心翼翼地放進瓦罐裏。有人感到奇怪，就問他說：“宗儀，一片樹葉還不如一個巴掌大，上麵能寫幾個字呀？”
陶宗儀一麵在樹葉上寫著字，一麵不慌不忙地說：“別看樹葉小，積少便成多。”
就這樣，陶宗儀一直堅持寫了十年，他寫滿字的樹葉日積月累竟積攢了幾十瓦罐。以後，他讓學主們把瓦罐裏的樹葉取出來，一片一片地加以抄錄整理，竟成了一部三十卷的巨著。回憶這部書的寫作過程，他感慨萬分，於是給這部書取名為《南村輟耕錄》。
古書不標書名、作者漢以前古書多不寫書名，也不標作者。《詩》、《書》、《易》、《禮》、《春秋》，書名都是後人整理時加上去的。司馬遷的《史記》，是魏晉人尊稱為《太史公記》的簡稱，司馬遷在給任安的信裏隻說：“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並沒有隻字片語談到書的名稱。
因為古人寫書不具名字，所以漢武帝讀到與其同時在世的司馬相如的《子虛賦》時，出現了“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的笑話。《史記·司馬相如傳》記載：蜀人楊得意為太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類似這樣的記載，古書頗多。如《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記載秦始皇讀了韓非的《孤憤》、《五蟠》等書，非常欣賞，道：
“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在秦始皇的親信、韓非的同學李斯告訴他這是韓非的著作以後，秦始皇便急攻韓國求索韓非。
古書不寫書名、作者，當然帶來一些麻煩，使後人考證一本書是出於一人之手，還是弟子雜錄之，頗費斟酌。所以，從漢代以後寫明書名、作者的書慢慢多起來。
《論語》與《聖經》
《論語》與《聖經》一個出現在東方的中國，一個形成於西方的古羅馬帝國，對東西方的文化影響頗深。兩書都形成於動蕩的年代，且春秋時代與羅馬時代的水準相差並不遙遠，故兩書有許多相似之處。都極為重視人與人之間的倫常道德，都以別人為本位。把己放在次要、從屬地位；都注重個人的修身養性；都承認社會上現行的私有製度和貧富現象，但常流露出一種早期的平等觀念；書中的主人公既富於人情味和現實性，又是理想人格的綜合，等等。但由於東西方社會、文化的背景不同，兩書又有許多差異，如兩者的中心觀念不大相同，一為“原罪”，一為“仁”。《聖經》將人們的希望引向盡善盡美的彼岸，而《論語》更注重現實世界。《聖經》中，信仰壓倒一切，《論語》更強調人生的經驗。《聖經》倡導一種類似禁欲主義的精神，而《論語》則以人本身為目的，主張有節製、謹慎的追求對於身心有益的樂趣。《聖經》顯現著一種大起大伏、激烈衝突的色彩，《論語》則蘊含著一種中庸平和的基調。就平等觀念而言，《聖經》中的平等意識較強，《論語》在平等觀念之中，又摻合著大量的愛有差等一類的觀念。《聖經》與《論語》
的差別，導致了東西方文化在風格、精神方麵的巨大差異。
中國曆史上的禁書
中國文化曆史悠久，但專製統治從來就沒有放鬆過思想禁錮。上起先秦，下迄清末，所禁書目，數以千計。秦國是第一個推行禁書文化政策的國家，商鞅提出禁止儒家的《詩》、《書》，後來秦始皇又焚書坑儒，製造了中國文化史上的第三次浩劫。西漢初期，文化政策有所寬鬆，西晉雖然禁止民間收藏天文圖讖，但從漢至唐，統治者對禁書較少明令規定，因此促進了文化繁榮。宋代禁書範圍擴大，不僅禁兵書，而且對宋人記述的史實著作查禁。
真正實行文化專製政策的是明清時期，朱元璋、朱棣對禁書工作抓得很緊，明代所禁書目範圍大大擴大。因人廢言，李贄迫害致死，他的著作遭到了焚毀。清代則大興“文字獄”，進一步扼殺言論，所禁書目，涉及詩歌、小說、曆史等名家圖書。鄒容就因為寫了《革命軍》而被關進監獄。乾隆朝向全國征集圖書編撰《四庫全書》，實際上也是“寓禁於征”。重溫中國古代一部禁書史，對今人了解封建專製統治是有啟迪的。
宋代曾禁蘇軾、司馬光、黃庭堅著作，《水滸》、《紅樓夢》在當時曾數次被查禁，如明崇禎十五年頻令“嚴禁《水滸傳》”，書版均須“速行燒毀”。
清乾隆十八年，聖旨宣稱《水滸》“誘人為惡”，“愚民之惑於邪教，愛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惡書所致”，必須嚴禁。清代對《拍案驚奇》、《揚州十日記》、《英烈傳》、《三笑姻緣》也查禁。所禁書目一類是議論朝政，如《揚州十日記》寫清兵屠城，清代統治者自然大為惱火，還有一類被認為是借古諷今。清代就禁《說嶽全傳》。再有便是《金瓶梅》此類小說，統治者認為有傷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