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1997年8月9日《珠海特區報》）
提升曆史
讀卞毓方先生《文天祥千秋祭》
邵盈午
讀完卞先生傾數月之力而撰成的這篇祭文，我感到其最大的成功，就在於它並未因臚陳史實、直指時事而將藝術文本降低到曆史文獻的水平，而是通過審美主體的創造，通過作者意蕊心香的培壅，而成為一種將曆史提升的東西。
讓我們先回到文本。
在戰勝了比殺頭更為嚴峻的誘降考驗後，抱定惟可死，不可生之念的文丞相，卻並未能速死以遂其誌，等待他的，將是漫無盡頭的囚禁生涯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將是一場比誘降更為慘酷的挑戰。
胸懷奔流烈火的煊赫生命，竟被幽禁在這狹小的土牢！
嗬，那是怎樣的一種言說啊！日常話語已經衰竭，站在瘐死的邊緣，一種日出雲俱靜，風消水自平的從容，使生命散發出無與倫比的正義光輝，死亡之刃變得黯淡。在陰濕的土牢裏，在惡濁七氣的聯合侵襲中，他那振奇拔俗的生命，終與那曲超越時空的至大至剛至純至美的正氣之歌，達成了一種最瑰麗的融和。一一自此以後，中華民族雖迭遭浩劫，但多難興邦的奇跡，之所以一次次在華夏大地上出現，端賴於這種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的正氣。誠如作者在文末聲情激越地所詠歎的：
歌（指文天祥的《正氣歌》）之臨空，則化為虹霓；歌之墜地，則凝作金石。五嶽千山因了這支歌，而更增其高；北鬥七星因了這支歌，而益顯其明；前朝仁人因了這支歌，而大放光彩；後代誌士因了這支歌，而脊梁愈挺……
你不能不動容於這種壯美，假如你同時也領略出隻有從人的風度裏才能生長出的超凡氣概和灼人氣質的話。至此，作者不僅與他所祭的對象之間獲得了最高的契合，而且通過我溝通了與曆史的詩性關聯。於是，一種盈溢於筆墨畦徑之表的高揚的激情浪濤，便突破了平庸的常識的水平麵和現實的粘附性，而向生命的峰巔奔湧，一種迸人化境的主體情思與天地精神的大交融，音樂般永久的泛濫，成為真正震撼我們靈魂的比直接呈現的形象更為深遠的東
西；或者說，是一種將曆史提升的東西。
一篇不足萬字的散文，何以會有如此勾魂攝魄的魅力呢？竊以為，除了作者本人腹笥宏富、學殖深湛和在選材上撥灰見火的深厚功力外，還與作者對文體的自覺意識大有幹係。事實上，《文天祥千秋祭》已經具備了現代散文的諸種特征。約言之，這主要表現在對彈性和密度的追求。
所謂彈性是指作者對各種文體兼擅共容後的表情效果。如文章的開首，便先聲奪人，議論周匝，發發皆中，但又並未流於論宗，而是以詩人的吐屬出之，一下子將我們引領進一種蒼茫悲壯的意境中。在第二部分中，作者又在對文天祥主要史跡的敘述中糅進了小說、話劇的敘述技巧，環環相生，絲絲人扣，顯示出作者兼擅眾體的文學功力。應當說，不同的文體和語氣愈是渾成一體，交互為用，其彈性也就愈大；彈性愈大，則表情效果也就愈佳。
密度主要是指在一定篇幅內滿足讀者審美期待和美感要求的內在質性和分量。分量愈重，密度自然也就愈大（這事實上已成為檢驗一篇散文的藝術水準的重要標尺八從《文天祥千秋祭》看，卞先生始終緊緊扣住正氣這一環繞在文天祥身上的最根本的質性進行展開，充分顯示了生命走向自足的過程。在一種以唱歎出之的行文風度中，不斷提示死和生的轉換可能，這種轉換泯滅了二者在現實中判然的界限，而使死亡因之變成一種可以接受的天地間的大美！
由是我不禁想到，在時下的報章上，那些稀稀鬆鬆湯湯水水的散文，確不少見；究其根，大抵皆因作者人文精神和思想力度的匱乏（以致無法維係作品自身的密度），而絕不僅僅是一個技巧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