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最早提出了義的概念，就是指人要正當、正直，有道義，通過具體行動來體現義，以求達到真善美的最高境界。之後，孟子、墨子等人又在這種思想基礎上加以繼承和發展，使得義的“內涵”得以延伸。他們闡釋了達到義需要注意的幾個方麵：首先要講義氣、重情義，要溫和、善良、美好，且執著地追求；然後要“敏而好學”，用學問來武裝自己，如有不明白的要謙虛詢問，直到弄懂為止。自己也可以於微言中“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省”；有錯誤要躬身反省，做到“聞義能徙”，及時糾正；此外，還應有海納百川的胸懷和寧靜恬淡的心靈，如此，便可以從多個方麵體悟“義”之真諦，最終實現精神的修煉。
1.義者，個人行為之根本
朱熹曰：“義者，天理之所宜。”——《論語集注·卷二》
譯文：
朱熹說：“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隻要是合乎天理，‘義’之所在，就應當全力以赴。”
國學鏈接：朱熹其人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南宋著名理學家、思想家、哲學家，中國封建時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朱熹是理學的集大成者，他繼承了北宋程顥、程頤的理學，完成了客觀唯心主義的體係。他的學術思想，在中國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官方哲學，標誌著封建社會意識形態逐漸走向完善。
諸子之言：
朱熹的“義者，天理之所宜”來源於孔子的“義者，宜也”。在這裏“宜”指的是“合當（如此）”。也就是君子要知道什麼當做，什麼不當做。當做處，便是合當，君子也不必有太多顧慮，看看它符不符合天理就行。關於“義”，儒家諸子中的孟子也有自己的解釋，他主張“舍生取義”。對此，他有名言：“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延伸思辨：義，更在後天引導和培養
朱熹主張的“義”，更多地強調的是“內在”因素，事實上，人的道德性也可以在後天逐漸培養形成。如戴震在《孟子義字疏證》中所言：“孟子曰：‘心之所同然也，義也，理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於義外之說必致其辨，言理義之為性，非言性之為理。”戴震依此人性論來批駁程朱的人性論。在他看來，人的道德性是後天逐漸養成的，而不是先天決定的，如果一味地將人之天性與道德相對立，就很容易讓自己陷入矛盾和混亂之中。
所以人們就應該從仁、義、禮、智等多方麵培養自己，始終懷有一顆善良仁義之心。但是與人為善、進行義舉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必須要有思想的指引，盡管古語有雲“義者，人之性也”，但後天的培養和積澱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現代人要想將“義”落實到實踐中，就不能有聽天由命的想法，讓外界左右自己，而應該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加強自我修煉，為今後的人生夯實基礎。
精彩典故：
胡雪岩經商注重後天修為
胡雪岩的一生，很富有戲劇性。在短短的幾十年裏，他由一個錢莊的夥計搖身一變，成為聞名於清朝朝野的紅頂商人。他經商的核心是“仁”“義”二字，善於隨機應變，但決不投機取巧，使其生意蒸蒸日上；他富而不忘本，深諳錢財的真正價值在於大行義舉。在左宗棠任職期間，胡雪岩管理賑撫局事務。他設立粥廠、善堂、義塾，修複名寺古刹，收殮了數十萬具暴骸；恢複了因戰亂而一度終止的牛車，給百姓提供了方便；他向官紳大戶“勸捐”，以解決戰後財政危機等事務。在當時西征大軍欠缺糧餉，各方相互推諉的危急關頭，胡雪岩還挺身而出，不辭勞苦地擔負起籌借洋款的重任，協助左宗棠西征保住新疆。在功成名就之後，他並未忘記自己的發跡之地——杭州，為杭州百姓做了許多義舉。他開設錢塘江義渡，方便了“上八府”與“下三府”的聯係，並設船為候渡乘客提供方便，因而獲得“胡大善人”的美名。此外，他還極其熱心於慈善事業，樂善好施，多次向直隸、陝西、河南、山西等澇旱地區捐款賑災。到1878年，除了胡雪岩捐運給西征軍的藥材外，他向各地捐贈的賑災款估計已達二十萬兩白銀。
胡雪岩的商訓就是“天”、“地”、“人”，內容是：天為先天之智，經商之本；地為後天修為，靠誠信立身；人為仁義，懂取舍，講究“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當代鏡鑒：義，是一種崇高的境界
義，舊體作“義”。上麵是“羊”，代表祭牲；下麵是“我”，由兵器引申為儀仗。所以義的本義指的是因其神聖而必須隆重供奉的行為宗旨和社會準則。
義，不僅是中華文明、同時也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核心組成部分。那麼，義究竟是什麼？它是一種生命的章法。生命就是進取，就是欲望。人，每時每刻都生活在各種互相矛盾的欲望的衝突之中。這就決定了必須有一種欲望可以擔當得起穿越混沌引領萬象、歸納所有欲望主題的統帥，否則人生就會變得雜亂無章，也就沒有任何方向可言。
孟子說：“義，亦我所欲也。”義，就是欲望中的統帥。它是調動生命能量的總指揮，率領著浩浩蕩蕩的欲望雄師，衣冠磊落，車騎雍容；將相士卒，洋洋大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