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典當史上，明朝是唯一以典商資本和獨力經營為主的時代。到了清朝，典當業重又回歸到唐宋時那種皇、官、民當多頭並舉的局麵，較之當初形勢有過之而無不及。與唐宋有別而與明朝共同之處，則是寺庫質貸業已為寺外世俗社會的典當業所湮沒。
（一）清代典當業概況
清代典當業是中國典當業的繁盛之時。無論資本額、鋪數，還是規模、類型，清朝以來典當業的發展勢頭都是空前的，為以往曆代所難以比擬。
據統計，乾隆十八年(1753年），全國共有當鋪18075座，收典稅90375兩；嘉慶十七年(1812年），全國共有當鋪23139座，收典稅115695兩。僅京城一地，當鋪座數已頗可觀。據《東華錄》所載，乾隆九年(1744年）十月大學士鄂爾泰等奏執：“查京城內外，官民大小當鋪，共六七百座。”至晚清，光緒庚子(1900年）以前，北京尚有當鋪二百一十餘座。據1940年前的統計，當時北京的87座當鋪中，還有義盛當等14座是光緒年間創辦的，時有資本計443500元。
清代的典當鋪遍布全國，從北京到各省省會、大都小邑以至鎮墟，都有規模大小不同、營業對象各有差異的當鋪存在，其數量可謂驚人。康熙二十年(1681年），江蘇省常熟縣具有確實牌號和東主姓名的當鋪即有37家，乾隆九年(1744年），查京城內外，官民大小當鋪，共六七百座之多。“楚北漢口一鎮，共當鋪39座，此外仙桃、鎮坪、武穴、沙市及各州縣市鎮共當鋪385座。一直到晚清，當鋪的戶數仍在繼續增加，光緒年間，山西省經布政司鈐印領帖，交納當稅的鋪子即有1869座。廣東省廣州府有1243座，其中南海、番禺兩縣即占了556座。其他各省府州縣也大體如此。當時的典當業已成為社會上最重要的商業行業之一。
清代的典當業出現了三種類型：
皇當，是指由皇帝或皇室擁有和出資開設，指定專門機構和人員進行營運，製定有一定的規章製度，收取其溢利以充實皇帝或皇室的財富，以經營典當業為主要業務的商號。
官當，又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指由各級軍政衙門擁有和出資開設，撥給特定部門作為資金，委派專人負責營運，亦具有一定的規章製度，取其溢利作為本官府的收入，供應某些特殊開支以及本衙門官吏胥役人等的某些需要，以經營典當業為主要業務的商號。第二種是指由各級貴族官僚人等擁有和出資開設，委派家人店夥負責營運，亦製定有一定的規章製度，收取其溢利以增殖本人財富，擴大私囊，以經營典當業為主的商號。
民當，是指由一般民間地主商人出資開設，有些人已成為專業的典當商或從業人員，在長期的營運中，形成了各種行規當約和幫會以及同業組織，以獲取利潤為目的進行營業，以經營典當業為主要業務的商號。
當然，這三大類的典當商號，其社會背景、實際地位高低、資金厚薄、利潤多寡、業務規模廣狹等方麵都是有所不同的，但在它們的經營手段以及某些內部規章等方麵，又有不少共同或相近的地方。其實，所謂皇、官、民當，也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它們之間也經常有互相流動和滲透。由於政局及財政等原因，當鋪的所有權也時有變更。原來的官當或民當，可以因為“供奉入獻”或被抄沒而，收為皇當，皇當也可以通過“恩賞”“賜給”而變為官當，民當可以經過被吞並而變為官當，官當亦可以經過“價賣”而成為民當。官僚貴族吏役等有人入股於民當，民當東主中有欲倚恃官勢送股於官紳人等，於是，這些民當中實際上具有部分官當的成分。官當中有民股、民當中有官資，在當時不是個別現象。
（二）清代“官當”的概況
乾隆朝的《內務府奏銷檔》詳細載有各旗開設當鋪的座數、各當的名稱、投資本銀數量以及營業狀況、盈利或虧損、開張閉歇的起止年月。大體說來，每旗一般都同時保有三五座當鋪，每座當鋪的資本多為一萬到二萬餘兩，少數也有擁有四萬兩本錢。正黃旗即開有官當四座，其中廣盛當擁有資金本利為24803兩；廣信當擁有資金本利為15804兩；廣潤當擁有資金本利為18508兩；廣得當擁有資金本利為273206兩。其他各旗大體相同。各省總督和巡撫、將軍、都統等大員所上的奏折也間斷地透露出，省級軍政領導機關也較普遍地開設和經營當鋪。有些封疆大吏，有時甚至將自己管理當鋪經營有術作為自己的“治績”之一奏報給皇帝，並受到嘉勉。可以有根據地說，當時軍政各級衙門中，參與典當業活動，開設官當鋪的部門占有很高的比例。在全國範圍內，實際上存在著一個由官府經營的當鋪網。這是一個植根於當時的封建政治體製，與封建官僚政治密切結合的輔助性的財政網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