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漢族大規模遷入華南是從元鼎五年（前112年）秋漢武帝平南越國開始的。平南越，滅閩越後，華南遂進入了一個安定、穩定的發展時期，於是就掀起了漢族南遷的高潮。這時，內地人口減少，而華南，尤其是南海、合浦、蒼梧、桂陽諸郡反而大幅增加。[46]這些或以戍兵、或以流放、或以避亂落籍的中原漢人遷入華南後，以當地少數民族土著族群文明程度高的文化而涵花了一部分少數民族土著族群。這種互動涵化的結果主要表現一是南越族向漢族的轉化；二是蒼梧人的漢化。
南越族本是先秦的蒼梧人與南粵及珠江三角洲的越人在漢初的轉化，以趙佗建南越國為標誌而形成的一個土著族群。漢初，趙佗實行“和輯百越”的政策，大力發展生產，推廣中原漢族地區的先進生產技術，引進“金、鐵、田器、馬、牛、羊”；同時，大力推廣漢文化，仿效漢律，用漢字發布命令，鼓勵漢越兩族通婚。由於有趙佗推行漢文化長達93年的基礎，所以漢武帝平南越後，南越國中心地帶，即包括番禺在內的粵中地區的南越人迅速地轉化為漢族了，從此以後，這一地帶再也沒有少數民族的族群出現，而這些被漢化的南越人，就是今天漢族中講粵語的廣府人的先祖。
而蒼梧人除前已述及，一部分在春秋轉化成南越人外，還有一部分蒼梧人除西遷成為今天廣西三江侗族和廣西金秀茶山瑤（操拉伽語）以外，留在原地的蒼梧人在與遷入漢族互動後逐步漢化成為今天粵西和桂東北約二十萬操“標話”的漢族。[47]今天的標話與侗語、拉伽語接近或許就是三者部分同源之故，因而，蒼梧人與其他族群互動的結果可用下圖進行歸納：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中國進入一個分裂戰亂的時期，三國鼎立，十六國分裂，南北朝對峙，時局動蕩不安，而南方，尤其是華南則相對安穩平和，於是中原漢族大量南下。這一時期遷入的漢族主要有三種：一是逃避戰亂和災禍，迫於生計，舉家、舉族、舉村源源南逃的難民，二為獲罪而被流放的官僚及其家屬，三為屯軍。這些落籍為民為伍的中原漢族同早期移民一樣，遷入華南後“與越雜處”[48]，與少數民族土著族群產生生生不息的互動。如南朝一方麵實行了一些有利於俚僚及其他少數民族土著族群發展的左郡左縣和俚郡俚僚製，並輕其賦稅；另一方麵在文化上也產生了互動，漢族的先進文化在嶺南得到了傳播，嶺南地區開始“建城邑，開設學校，華夷感教，稱為大化。”[49]就是在俚人所居的農村也有琅琅的讀書聲了。有的俚人，如冼夫人，不僅會講漢語，還掌握了漢文。經過南朝漢文化169年的熏陶，使一部分俚人“列為郡縣，同之齊人（漢族）”[50]而開始漢化了。其三，土客族群婚姻互動也頻繁了，連俚人首領冼夫人都嫁給了漢官馮寶。
進入隋唐，中原漢族移民浪潮高漲，伴隨而行的是土客族群的互動更加頻繁，程度也更深。“安史之亂”前，這些漢族移民以流士為主，數量也較大，如隋文帝時，貝州刺史厙狄士文初上任，就曾將州內“尺布到粟之髒”的各種大小貪官汙吏千餘人，全部流放嶺南。[51]唐初“四大家”之一褚遂良，初被貶為潭州（今長沙）都督，後為桂州（今桂林）都督，再為爰州（今越南境）都督。“安史之亂”後，“天下大亂，中朝人士以嶺外最遠，可以辟地，多遊焉。”[52]這一時期，被流放的中原人士雖然有柳州的柳宗元，連州、潮州的韓愈，潮州的李德裕等名人名家，但比之流民，數量差之甚遠。除此之外，還有駐守落籍的軍人。這些流民、流士或軍人在互動中把中原先進的生產技術傳授給少數民族土著族群，中原先進文化通過這些人，尤其經韓愈、柳宗元等的影響在華南大地得以傳播。對具體族群而言，這種互動一方麵使得已開始漢化的一部分俚人進一步漢化，經過隋唐民族融合熔爐的熔煉，與漢族雜處的俚人“自隋唐之後漸襲華風，休明之化，淪洽於茲：椎跣變為冠裳，侏化為弦誦，才賢輩出，科甲蟬聯，彬彬然埒於中土。”[53]與此同時，華南漢族中的廣府人在其形成的道路上走完了關鍵性的一個階段，即將最終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