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清朝嘉慶十年（1805年）修的《平樂府誌》卷三十二則有如下說法：
“南鄉東西二水，各村三四百家……壯，初亦溪峒野氓。元至元間奠國麒獻圖納土，命為慶遠等處軍民安撫使，自是壯人方入省地。旋就編籍，謂之熟壯，性稍馴，遠者謂之生壯，鷙悍不可製。或謂先出自慶遠河池流移入賀，習俗與民相同。”
（8）清代《廣輿覽勝》一書則認為：
“賀縣壯人始來自楚，居縣屬南鄉，有生熟二種。”
以上種種記載，歸納起來可以看出賀縣壯族都是後來遷入的，自認或來自慶遠府，或由楚南珠璣巷來，或從北京珠璣巷來，實際即是：桂西、湘南、北京三地．而以桂西慶遠說為多。以遷入時間論，凡說明時間的。除《平樂府誌》說是元朝至元年間（1279～1294年）外，皆言從明代遷來，具體的有說是正德年間（1506～1521年），有說是成化年間（1471～1487年），有說是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概而言之，即說是元明兩代遷入。就遷入原因論，都說是從軍來平息當時賀縣一帶的“叛亂”後屯戍下來的。
盤穀漢族有袁、李、黃、陳、黎、吳、劉、孔等姓氏．但以居住在今象腳村的袁姓為最多．至今約二十二代。其族內公認為，其先祖原為鎮江府丹徒縣人，於明正統年間因平亂而留居賀縣，此後四代世襲司隸校尉之職。
綜上所述，族源認同是族群民族自我認同的重要指標，這種認同或許是一種地域認同，或許是對其先祖追奠的尋根意識及後輩子孫賡續繁衍的寄托。後者可從其遷徙路線，各族派行等得以證示。前者又可一分為三：一種是對其始源地的認同。都人、客家人、廣府人、壯人等即是如此；第二種是對其族群重要轉折地的認同，如鋪門信都人、公會人、河源人、河婆人、德慶人、廣寧人等；其三是對“忘卻”始源地對最終定居地的再次認同，本地人便是如此。總之，族源認同有其對其原住地的強烈認同，也有對其新環境的重新認同。一句話，它是一種不斷自我調適的動態的地域認同！
二、語言認同
語言認同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族群內的自我認同，一是族群間的相互認同。前者在上文“族群邊界”中已經論及，在此不再重複，現僅就後一部分進行論述。
1．族群間的相互認同
賀州各族群間在語言上族群間的相互認同程度很高。以靈鳳村為例，靈鳳村各族群語言豐富多樣，大而言之可分為：客家話、白話、壯話、桂柳話、湖南話及本地話。細而分之，客家話又可分為：長樂話、河源話、河婆話及公會話；白話又可分為：德慶話、廣了話、廣府話等；而本地話（廣義）更可分為：八都話、鋪門話、信都話及本地話（狹義）。如此紛繁的語言，各族群在其互動中又是怎樣認同的呢？一般而言，在族群互動過程中各族群在自我認同的基礎上都逐漸認同於白話及客家話，確切地說，即廣府話與長樂客家話。
一方麵，解放以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隨著國家政治經濟政策的革新，靈鳳人民也迅速地改變了思想觀念，他們不再固步自封，批田種地已不再是他們的優勢，相反，他們大多做起了蔬菜生意（有不少人也自己開發出了許多諸如菜果之類的綠色食品）、長途運輸、建設工程、裝潢設計、美容美發，甚至出外打工，特別是與廣東人做起了生意，這樣，隨之而來的就是說粵語、聽粵音，從而在很大程度上認同於粵語。
另一方麵，在靈鳳村範圍內，由於客家人（尤其是長樂客家人）的勢力較大，族群意識又強，經濟文化水平又遠遠高於其他土著族群，是故，在互動中，各族群語言上又大多向長樂客家話作認同。
具體而言，各族群又有其自己的語言認同過程。
鄭姓都人自認其祖先原講湖南（廣）音，現已不太會湖南話了，而講一種與鵝塘、廈良、點燈等一樣的“八都”話，黃田人所操語言則是“九都”話。八都話也好，九都話也好都為舊時的軍話，這是不證之實。蓮灘人初來本地時，既認同於蓮說話，又認同於白話，而現在卻隻認同於白話，認為蓮說話很土，別人聽不懂，講白話大家都懂。[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