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明山
毛澤東同誌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就文藝進行了精辟闡述。1956年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繁榮社會主義科學、文化、藝術事業的基本方針，對於組織和建設文藝隊伍，繁榮和發展文藝事業，構建和發展先進文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黨的十六大報告在規劃我國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宏偉藍圖的同時，突出強調了文化建設的極端重要性。作為人類文明進步的結晶，先進文化是推動人類社會前進的巨大動力，它順應曆史潮流，反映時代精神，代表社會發展方向，體現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先進文化，博大精深。如何用先進文化的精髓打造藝術精品，是我們需要探討的課題。
中國先進文化有三大特色，即民族化、科學化、大眾化。先進文化與藝術精品相輔相成。藝術精品是先進文化最直觀、最深遠的表現形式之一。要想打造具有先進文化內涵的藝術精品，必須首先規範好對藝術精品的認定。無疑，中國先進文化的三大特色為我們指明了方向。
什麼叫藝術精品？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搞清楚什麼叫藝術。藝術是用形象來反映現實但比現實有典型性的社會意識形態，包括文學、繪畫、雕刻、建築、音樂、舞蹈、戲劇、電影、電視、曲藝等。我們知道，藝術是靠形象來說話的，這也就決定了審美者之於藝術的多角度、多側麵的複雜因素。所謂“精品”，就是最好的完美的或臻於完美的作品。換言之，藝術精品，即有別於一般和平庸並從一般和平庸中凸現出的極少數的一類作品，是藝術發揮到極致的一次完美定格。也就是說，藝術精品是將一段凝固的時間變成人們自覺接受並反複欣賞的東西。正因為如此，對藝術精品的判定就成了一門學問，這在某種程度上又影響和左右著藝術精品的形成環境。
由此可見，判定藝術精品，是我們用先進文化的精髓打造藝術精品的必要準備。我們所要做的，是必須弄清精品與商品的關係，精品與獲獎的關係，精品與政治的關係，精品與公關的關係，精品與傳承的關係。
現在有一個怪現象，就是把什麼東西都商品化並由此派生出單一的價值取向。我們知道，商品是為交換而生產的勞動產品，它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兩重性。市場上買賣的物品都可稱之為商品。當然，這些商品中有圖書、磁帶、拷貝等涉及社會意識形態的東西，也不能否認它們是藝術精品賴於流傳的有用的工具。但這並不是說藝術就是商品，盡管藝術精品的社會交待方式有一定的商品屬性，市場上出現的交換與藝術精品本身沒有直接的商業聯係。如果說有些精品的走俏刺激了某種買賣關係，那隻能說是這些精品進入了一條獲得受眾的途徑，而不是說藝術精品等同於可批量生產的商品。事實上，許多藝術精品的產生是創作者對商業心理的反叛過程，或者說是無意識狀態下的精神升華。回溯古今中外藝術長河，我們看到那些燦若星海的藝術精品，都沒有貼上標簽以待出售，也就是說，最初它們不是作為商品行諸於世的。屈原的《離騷》、曹雪芹的《紅樓夢》、魯迅的《呐喊》、曹禺的《雷雨》、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陳鋼、何占豪的《梁山伯與祝英台》等，這些藝術精品的產生，哪一件是作為商品動之於心、行之於筆的呢？我們看到的是一種近似原始的思維狀態，而這些絕與功利無關。可見，精品與商品不是對等的關係，也不是一種遞進的關係，隻不過是說，精品可以作為商品走向市場，而這個市場的大小是建立在審美者的審美層次之上的物化的體現。
談到精品，人們自然會想到獲獎。有人說，獲獎的作品就是精品。客觀地講，當今的市場經濟構成了一個比較的社會，比較觀念的滲透影響著社會的方方麵麵。作用於藝術領域，名目繁多的賽事也就應運而生。到處是擂台，到處是擂主，藝術領域出現了表麵上的沸沸揚揚，什麼都來比較一番，什麼都要評價一番，於是乎，評獎推出了一個又一個、一批又一批所謂的“精品”。評獎是由評委來評的，評委掌握著評獎的標準或曰比較的尺度。一般情況下，評委是由有關專家和有關領導組成的，這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同時也帶來了一定的局限性。地域的局限性、時間的局限性、評委水平的局限性，使評獎結果成了本質上的“一家之言”，即使不排出公正性、權威性，也不能保證對精品的認知不出偏差。在這裏，我無意貶低評獎或獲獎，我不過是對遊離在某些獲獎作品之外的過分的不著邊緣的渲染表示出一種本能的謹慎與懷疑。王羲之書寫《蘭亭序》時，沒有想到獲獎；瞎子阿炳創作《二泉映月》時，傾注的是一身的孤獨與淒涼，誰又為他設過什麼獎項呢？但是，誰也不否認《蘭亭序》、《二泉映月》是精品。當代的例子也不少，在這裏不一一羅列。實際上，評獎的泛濫是為藝術精品的判定設置的一道道迷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