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陝西子長“實事求是”
鐫刻在北京西郊中共中央黨校大門前照壁上的“實事求是”四字校訓，是公元1943年毛澤東為延安中央黨校禮堂題寫的匾文。不過，將“實事求是”作為校訓並非毛澤東首創。對此，有專家撰文指出：首倡“實事求是”校訓的是天津北洋大學校長趙天麟，第二個推崇“實事求是”校訓的是湖南公立工業學校校長賓步程。
創建於公元1895年10月2日的北洋大學（天津大學前身），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綜合性大學。公元1914年，從美國哈佛大學獲得法律博士學位的天津人趙天麟，被北洋政府任命為北洋大學校長。這位年僅二十八歲便就任北洋大學校長的趙天麟，在總結北洋大學近二十年的辦學經驗後，精準地概括出“實事求是”四字以教導學生，遂成為該校“校訓”並承襲至今。與趙天麟題寫“實事求是”校訓不謀而合的，還有公元1914年從德國柏林帝國工科大學歸來後就任湖南公立工業學校校長的賓步程。公元1917年，賓步程在將學校遷入嶽麓書院時親筆題寫了“實事求是”四字校訓，並鐫刻成匾額高高懸掛在書院講堂的屋簷下。與“實事求是”匾額相呼應的，在其兩側還有賓步程撰寫的一副楹聯：“工善其事必善其器，業精於勤而荒於嬉”。很顯然，賓步程要告誡工科的學生們在做人態度和處事作風上，絕對不能有所懈怠，必須做到精益求精，並注意方法及解決工具等問題。眾所周知，毛澤東於公元1916年至公元1919年曾寓居在嶽麓書院的半學齋，賓步程所提倡的“實事求是”校訓不可能不對青年毛澤東有所影響。不過，十多年後當毛澤東為中央黨校題寫“實事求是”時，他對這四字含義已經進行了新的詮釋。
成立於公元1936年的中共中央黨校，校址最初是在陝西的瓦窯堡（今子長縣），不久後又遷到保安（今誌丹縣）。公元1937年初，中央黨校又隨中共中央機關遷到延安城東的橋兒溝；公元1939年初再移在延安城北小溝坪的半山上；公元1943年中共中央黨校決定自力更生修建一座大禮堂。在大禮堂即將竣工時，中央黨校有關人員提議應該在禮堂正麵懸掛一幅題詞，於是大家很自然地想到了範文瀾先生。可是，範老試寫幾條後都覺得不太滿意，便建議黨校人員去找毛澤東。果然，當中央黨校有關人員找到毛澤東時，他不僅欣然同意並立即叫人拿來幾張麻紙，然後秉筆沉思片刻，遂飽蘸濃墨，一揮而就寫下了“實事求是”四個雄健瀟灑的大字。中央黨校有關人員在將毛澤東題詞拿回後，便找來能工巧匠在精選的四塊方正石料上，將毛澤東題寫的“實事求是”四字照樣鐫刻其上。遺憾的是，不僅工匠在鐫刻時將毛澤東“事實求是”手跡毀壞無存，公元1947年3月國民黨軍隊占領延安時還將中共中央黨校的大禮堂也拆毀了。不幸中之萬幸的是，當年那“實事求是”四塊石刻題詞則留存了下來，並一直保存在延安革命紀念館陳列室裏。
“實事求是”四字，語出《漢書·河間獻王劉德傳》中的“修學好古，實事求是”一句。對此，顏師古注：“務得實事，每求真是也。”而毛澤東在針對當時存在於中國共產黨內那種脫離實際、崇尚空談的教條主義情況，對“實事求是”作了新的詮釋。毛澤東認為，“是”就是事物的規律，“求是”就是認真追求、研究事物的發展規律，找出周圍事物的內部聯係，作為我們工作的向導。後來，鄧小平同誌曾這樣解釋說：“毛澤東思想的基本點就是實事求是，就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毛澤東同誌在延安為中央黨校題了‘實事求是’四個大字，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就是這四個字。毛澤東同誌所以偉大，能把中國革命引導到勝利，歸根到底，就是靠這個。”確實，經過毛澤東重新詮釋的“實事求是”，已經進入到哲學的最高領域，不僅成為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有力的思想武器，而且也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行動指南。
如今保存在延安革命紀念館陳列室裏的“實事求是”石碑，長二點四八米，寬零點六八米。“實事求是”四字匾文為行楷，用筆剛勁俊逸，字體取斜勢並且稍長，是毛澤東中年書法佳作之一。平生於繁忙政務與軍務之暇喜愛詩詞書法的毛澤東，在書法藝術上用功尤勤，造詣甚深，早年受晉唐楷書和魏碑影響，後又博覽群帖，而晚年則尤致力於草書，曾精研懷素、孫過庭等草書大家，故極為擅長狂草。在草書藝術上，毛澤東用筆恣肆，氣勢磅礴，章法結體變化萬千，獨樹一幟，有“毛體”之稱。
2.甘肅天水“雙玉蘭堂”
位於甘肅天水市東南永川河畔甘泉鎮的雙玉蘭堂，唐朝初建時名為太平寺，唐肅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一代“詩聖”杜甫流寓秦州（今天水），到此遊覽時寫下了題為《太平寺泉眼》一詩：
招提憑高岡，疏散連草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