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貶謫雲南的三十多年裏，楊升庵大部分時間居住在“碧嶢精舍”裏，這是在“大禮儀”之爭中被“廷杖”致死的同僚、時任給事中的好友毛玉故居。對於好友毛玉“抗疏清節，直節勁氣。奮弗顧身，獨立不懼。仁成一朝，名香百祀”的品操，楊升庵曾撰有《毛給事遺像讚》予以稱頌。所以，當楊升庵被貶謫到雲南時，毛玉之子毛沂便將楊慎迎至家中休養，後又“拓別墅居之，曰‘碧嶢精舍’”。居住在“碧嶢精舍”期間，一生勤奮好學的楊升庵不僅“與滇人士講學談藝，一時多師事之”，有“楊門七子”之盛，而且其足跡遍及大理、保山、開遠、安寧等地，通過興教育、結詩社、與少數民族文人親密往來及演譯詩文等形式，積極推行普及中原文化，同時還撰寫了《滇載記》、《滇程記》、《記古滇說》、《南中誌》等記載雲南山川風物的重要著作，反映了兄弟民族的政治、經濟、曆史和文化，為促進中華民族文化的融合與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據說，精通經史詩文、金石書畫、天文地理和花草蟲魚的楊升庵，詩文即成便被當地人士一再傳抄、翻刻，可謂是不脛而走，至今關於楊狀元的故事，還在雲南民間廣泛流傳。
明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59年），七十二歲的楊升庵卒於戍所“碧嶢精舍”，“滇人即精舍為祠而祀之”，這就是雲南楊升庵祠的來曆。同時，由於楊升庵死後歸葬四川新都故裏，家鄉人民於清道光年間在桂湖建造了升庵祠，而升庵祠隔湖相望的還有楊升庵夫人黃峨紀念館。公元1957年3月，朱德元帥在四川視察工作來到新都遊覽桂湖時，曾提出要搞好楊升庵的紀念工作，隨即楊升庵紀念館於公元1959年10月1日建成。公元1962年5月，朱德元帥再次來到桂湖詳細參觀了有關楊升庵事跡的陳列展覽，對進一步搞好楊升庵紀念館作出重要指示，並當場書寫了“楊升庵紀念館”幾個大字。公元1984年4月，“楊升庵紀念館”更名為“楊升庵博物館”，不過，已經製作成匾額的“楊升庵紀念館”依然懸掛其中。
長四點一米、寬零點九米的“楊升庵紀念館”木質匾額，為朱紅地黑字，匾文為楷書，字體雄健有力，凝重端莊，筆力流暢，布局勻稱，線條直波折少，洋溢出老將當年馳騁疆場、氣度非凡的雄才膽略。在匾額下方，還懸掛有著名學者向楚撰書的一副對聯：“名節廷錚大禮疏，風流人說永昌年。”遺憾的是，“楊升庵紀念館”原匾已在“文革”中毀壞，現存之匾是公元1988年紀念楊升庵誕辰五百周年時根據朱德元帥當年親筆題字重新製作的。
6.四川成都“浣花祠”
位於四川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的浣花祠（又稱浣花夫人祠），是為了紀念唐代巾幗英雄“冀國夫人”的祠堂。由陳叔通題寫的著名“浣花祠”匾額，就懸掛在祠堂大門的廊簷下。
據史書記載說：唐代宗大曆三年（公元768年），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崔寧奉詔入朝晉謁。不料，心懷異誌的瀘州刺使楊子琳乘虛突襲成都，致使留守成都的崔寧之弟崔寬難以抵擋。就在成都危在旦夕之際，崔寧之妾任氏挺身而出，散其家財招募兵勇數千人，並親自擔任統兵元帥抗擊楊子琳，最終擊敗叛軍使成都轉危為安。為此，朝廷以功賜封任氏為“冀國夫人”，而成都人民為了紀念任氏的功績，在浣花溪畔的梵安寺（即草堂寺）內建造了一座祠堂，時稱“冀國夫人祠”，因祠堂在浣花溪畔，故又名“浣花夫人祠”。
在氣度恢宏、飛簷翹角的浣花夫人祠內，空庭老樹，蔭然翳日，高達丈餘的冀國夫人彩塑像就矗立在祠堂正中，任氏那莊重慈祥的麵容，令人一望而生敬意。長二點二米、高零點七六米的“浣花祠”木質匾額，褐地白字，上款為“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三年十一月”，下款署“陳叔通”三字，匾上雖無鈐印，但從匾文字體上可知確是出自陳叔通之手筆。
7.四川成都“花徑”
位於四川成都草堂與舊有草堂寺之間，有一條幽雅宛曲的紅牆小徑，呼之曰“花徑”。花徑東口為草堂寺，西口為草堂，由沈尹默書寫的著名“花徑”二字橫匾就懸掛東口門廊下，而在西口門廊下也有一方由當代著名書畫家馮建吳書寫的“花徑”匾額。不過，雖然馮書“花徑”匾文用筆明快，宕逸有姿，同樣不失為一方佳製名匾，但這裏重點介紹的是沈書“花徑”一匾。
據說，杜甫當年營建草堂時為了美化環境，曾在堂前屋後遍植花果樹木，由其“花徑不曾緣客掃”（《客至》）一句詩來推想，當時應該有一條兩旁栽滿花木的小路通向杜甫所居之草堂，而這條路也就是被詩人稱之為“花徑”的。不過，今天的花徑是否是當年之花徑已不可證，但這並不妨礙人們對它的偏愛，就如懸掛在花徑東端入口上方的沈書“花徑”匾額。與此匾額相配的，還有郭沫若所書楹聯一幅：“花學紅綢舞，徑開錦裏春”。極為巧妙的是，該聯將“花徑”二字分別嵌入聯首，上聯意指草堂內迎風搖曳的似錦繁花，有如人們在歡跳紅綢舞一樣，而下聯則謂此花徑可通向春色滿園的草堂。確實，一進入花徑，首先映入眼簾的便是正麵影壁上用青花碎瓷鑲嵌的“草堂”二字。而漫步其中，諸多景觀確如郭沫若楹聯所述，讓人們沉醉流連。至於沒有款識和鈐印但確認為沈尹默題寫的“花徑”匾額，長一點七米，高零點八六米，褐地白字，匾文書法清俊朗潤，秀草可攬，剛健遒逸，英姿勃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