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播和交際的過程中，卻常常遇到一層層樊籬和關卡，難以暢通。這關卡和樊籬就包括方言。不僅不同方言難以溝通，即使是同一方言區內，甚至一省、一縣之內，人們的口語交際也會發生困難。
方言任何語種都有，漢語的方言則格外繁多。
比如湖北方言，閨女叫“壇子”，弟弟叫“老老”，姐姐叫“哥哥”，而愛人則從“姑娘”一直叫到“媽媽”；廣州人說政治，別人會聽成“經濟”，客家人說歡迎，會被外人聽成“懷疑”……如果將操各種方言的人聚在一起，如此這般地“言語”一番，那真是“一塌糊塗”了。而像福建省，其方言的紛繁、複雜更是令人咋舌。全國七大方言係，福建就占兩個：閩方言和客家方言；閩方言又分為五個次方言；客家方言又分作閩西客話和閩北客話。方言調查表明，該省有十七八種互不相通的地方話，有的縣就兼有幾種方言。如大田縣就有五種主要方言，有的地方一山、一河之隔，口語交際就發生困難。解放初期，在福建工作的北方幹部下鄉都要帶上“翻譯”，有的甚至要帶兩三個“翻譯”才能工作。
至於因方言不通鬧出的笑話、誤會，可以編成厚厚一部“古今笑集”。
有人在上海，就曾因問路鬧出了聽到“廿(“攆”)三路”，便去急追三路車的笑話。1989年3月15日《廣州日報》登了一則因語言誤會釀成人命案的消息：山東農民鄔基有兄弟倆到武漢探親，路遇兩個武漢青年對他倆說：
“來武漢啥？”兩兄弟忙哀求說：“俺們都是好人，別殺了我們！”有人見他倆這般模樣，又湊過來說：“幹啥？”兩兄弟又聽作了“該殺！”於是氣急敗壞地各自抄起根粗樹枝，見人就打，結果打死一人，打傷一人。這樁幾近天方夜譚式的鬧劇若不是登在報上，誰能相信？當然，信不信由你，而方言的誤事，確是無疑的。
因方言障礙誤大事也屢見不鮮。1907年5月22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潮州起義，原擬2月19日舉行，並決定聚集饒平、揭陽、浮山等處的會黨合攻潮州，後因浮山一路將“4時齊兵”誤聽為“10時齊兵”，未能按時集合，起義未成。幾天後，浮山一路召集人薛全福等人被清吏捕殺。“4”“10”
不分因之誤了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