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共同語進行交際，我國向有傳統。春秋戰國時期的“雅言”，就是一種共同語。大教育家孔子號稱弟子三千，他的學生來自“五湖四海”，方言的隔閡可想而知。孔子用什麼語言進行教學呢？“雅言”。
《論語》上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西漢末年揚雄的名著《方言》，記錄了兩千年前漢朝方言紛呈的狀況，但當時也有一種“通語”，作為人們交際和傳遞信息的共同工具。不過，“雅言”也好，“通語”
也好，都是在知識分子中間流行，與大眾無緣。這種限於某一階層人使用的語言，從語言的局限性方麵說，依然是“方言”，遠非“國語”，亦非“民族共同語”。
共同語的產生是以一定的社會經濟發展為前提的。在“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條件下；山川阻隔、交通不便、經濟落後，人們很難脫離本土的環境裏，方言的隔閡尚未成為阻礙社會發展的嚴重問題。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隨著人們交往範圍的不斷擴大、往來日益頻繁，方言便成為人們交際的嚴重阻礙。人們越來越需要有一種全民族、全國通行的共同語，即規範化的語言，在全國推廣，以利交際。
據元代的文獻記載，元朝已是“四海同音，上自縉紳講論治道……下至訟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可見當時“中原音”已成為政府理政、處理民事等的工作語言，即所謂“官話”。但如果“官話”隻在大小官員之中“話”，百姓一竅不通，仍難開“話”。還需在民眾中推廣。據考證，當時元朝政府已有要學校教“天下通語”中原音的規定，即使蒙族兒童在學校也必須講中原音，否則就要打板子，說一回蒙語打一板，說兩回打兩板，依此遞增。
到了明朝，“官話”的推廣已有官定的語音標準政府敕令編纂的《洪武正韻》(此韻書以北京看做語音規範)，並規定人們作文、說話必須合乎《洪武正韻》。《杯麓堂詩話》中記有這樣一個故事：“某人寫了幾首描寫宮廷生活的詩，被告發，太祖朱元璋聞之龍顏大怒。但拿過詩來一看，立刻又轉怒為喜。因為其詩用韻全合《洪武正韻》的規定。於是看在其擁護朝廷推廣“標準語”的份上，寬赦了他。此事是否確有其事，已無從考究。但從中不難看出，當時朝野之間對推廣“官話”已有了相當廣泛的共識。
清朝的推廣“官話”就更嚴格了。當時已有“舉人生員貢監童生不諳官話者不準送試”的規定。好家夥，“不準送試”，那麼升級呀、提幹呀、調薪呀皆成泡影。看來，清王朝推廣“官話”，頗得要領。
從漢語發展的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兩股潮流：一是上麵提到的明清以來，以北京音為標準音的“官話”影響日益擴大，並最終確立了在口語中的主導地位；一是宋元以來，以北方話為基礎的“白話”文學的興起與發展，並通過一批文學巨匠如羅貫中、關漢卿、曹雪芹等的創作，逐步確立了北方話在書麵語言中的地位。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後，“統一國音”逐步走上了科學的軌道。1913年召開的“讀音統一會”議定了漢字的國語定音，製訂了漢語“注音字母”。
但“讀音統一會”搞了十幾年，成效甚微。主要原因是“統一會”對漢語讀音標準是采取投票表決的方式確定的。那時，一個省有一個投票權，某個漢字讀什麼音，以得票多寡來定。結果整個讀音方案南腔北調，五音雜陳，成了一種“藍青官話”。藍青者，亦藍且青，糊裏糊塗也。
通過實踐，人們才認識到，標準音不是可以隨意創造的，必須以一種比較通行的方言做基礎來確定。1926年召開的“統一國語大會”明確提出了“北京的方言就是標準的方言，就是中華民國的公共語言，就是用來統一全國的標準國語。”
新中國成立後，國家的空前統一，為語言的統一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1955年，第一次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決定將漢民族的共同語稱做“普通話”，並給普通話議定了一個科學的定義：“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現代白話文作為語法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