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的紅頂商人，特指徽商；而徽商中的紅頂商人，又特指鹽商。
我們在前麵就已說過，徽商雖然其貨無所不居，商業活動滲透到各個領域，但究其根本，鹽、典、茶、木卻是它的四大支柱性行業。徽商中的富商大賈，大多是鹽商，而鹽商和官府的關係，曆來密切。
鹽商的主要活動區域在兩淮。
提到兩淮鹽業，一般都上溯到西漢，根據《史記》，早在吳王劉濞時期，兩淮就有“煮海水為鹽”的記載。
但自漢至隋，由於經濟中心尚在中原地區的黃河流域，古吳越地帶人煙稀少，兩淮的地位並不重要。曆經唐宋元三朝，兩淮鹽業有了很大的發展，到了明中葉之後，則達到了“府海之饒，兩淮為最”，朝廷開始注重兩淮，徽商也隨之崛起於東南。
而在此之前，主要經營文房四寶和生漆、木材與茶葉的新安商人，在財力上還遠不足以與窖粟業鹽的山陝商人相抗衡。也隻有到這個時候，明朝那個名叫謝肇淛的文人，才敢在他的《五雜俎》中揚言：“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
山右是指山西，這裏的山是指太行山。進入淮揚之後，依托於鹽業，徽商脫穎而出，一躍而為中國十大商幫之首。《五雜俎》是一本很有趣的書，記載了很多官方文書所不屑的風土民情，因此也就保留了很多曆史的真實性。
所以一般的徽州商人，在完成資本積累之後，接下來都會前往揚州。年輕的徽州商人黃萬安一腳踏進揚州城的時候，這座城市正深深地陷進無邊燈海之中，他緊緊背上的包裹，一時不知該往哪裏邁步。在此之前，他和父親，一直是在荊、湘、川、黔一帶經營木材生意，現在手裏有了一點積蓄，想轉入獲利更加豐厚的鹽業。這是明朝成化年間，揚州還是燕、齊、秦、晉商人的天下，黃萬安有些膽怯。他站了一會兒，看看城廂四邊無際的黑夜，遲疑著走向亮著一盞小燈籠的悅來客棧。
但很快的，黃萬安就成為揚州鹽商中的富商大賈。他發達後，又從歙縣黃氏聚居的竦塘，帶過來很多人，一起從事鹽業經營。這也是一般徽商進入揚州的模式，考察明清兩代，徽商“挾資下淮揚”的曆史可以發現，他們前後兩次大規模進入兩淮。
明朝徽商的成批湧入，是在從弘治到萬曆這一時期，大多是徽州大姓，也就是近人陳去病在《五石脂》中所說的“汪、程、江、洪、潘、鄭、黃、許，揚州莫不有之”。揚州位於長江和運河的交彙處，優越的地理位置，為鹽業也為城市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根據嘉慶《揚州誌》的說法，揚州三大政，曰漕、曰鹽、曰河，其實隨著南宋之後，經濟重心由中原地區的黃河流域，向吳越地帶轉移，海鹽產量日增，漕、河兩政即逐步讓位於鹽政。到了明清時期，兩淮鹽業達到鼎盛，鹽賦收入成為國家的主要經濟支柱，也成為揚州這座城市的經濟命脈。
徽州鹽商之所以能夠稱雄兩淮，首先是借助於地緣優勢。徽州相距淮揚，雖有崇山之限，大江之隔，但與山西、陝西相比，仍然要近得多。而且從徽州到揚州，水路可由新安江至杭州，轉道京杭大運河；陸路經旌德、南陵、蕪湖、太平府、江寧而南京；或經績溪、寧國、句容而儀征，均可直下揚州。另外，徽商較之於其他商幫，還明顯具有文化上的優勢。徽州向來有“東南鄒魯”、“文獻之邦”的美稱，所謂“新安為朱子闕裏，而儒風獨茂”，商人的文化素養和道德修養，普遍比別的地方要高。根據馬克思的說法，經商是需要一定抽象力的，有文化的商人，在審時度勢、運籌決算、取與進退乃至整個經營活動中，都明顯要高人一籌。
但更重要的還不是這些，更重要的是他們對鹽業的壟斷。眾所周知，鹽課一向是封建朝廷重要的經濟支柱，如萬曆年為例，鹽課占國家財賦收入的一半，兩淮鹽課又占全國鹽課的一半。當兩淮鹽商逐漸取得了鹽業的專賣權後，鹽業即成為一種壟斷性行業，而壟斷，實際上是一種政治優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