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葉以後，徽州的豪富之家，如果有兩個兒子，一定是讓他們一個讀書，一個經商。這使他們中的絕大部分，由大族子弟一變而為富商子弟。鮑誌道的兩個兒子，長子鮑漱芳子承父業，做了兩淮鹽務總商；次子鮑勳茂則是打小讀書，由徽州府學廩生而舉人、而內閣中書，官至通政使，躍進九卿之例，最後於乾隆五十五年入軍機處學習行走。這和雄村曹氏所走的道路，如出一轍。全盛時期，曹家在淮揚一帶有龐大的產業，祖孫三代均占據兩淮八大鹽務總商的位置。曹文埴的父親退隱歙縣後，過著錦衣玉食的生活，他對三個兒子的安排是：曹文埴的一個哥哥在揚州繼續從事鹽業經營，一個哥哥留在歙縣掌管田產，而讓曹文埴專心攻讀詩書，以期步入仕途。果然，在曹文埴考中進士、進入官場之後，因為有家族的雄厚財力支持，一路平步青雲，扶搖直上，後來擔任了多年的戶部尚書。清朝六部，素有“戶富、吏貴、刑威、兵武、禮貧、工賤”之分，戶部掌管度支，相當於我們今天的財政部。其子曹振鏞又是乾、嘉、道三朝元老，所以考察明清之際的社會政治，可以看出，伴隨著徽商黃金時代的到來，徽州人讀書科舉的條件不斷改善，大批徽州學子通過科舉進入中央政府，並逐漸把持朝政。
對於曹家的煊赫家世，清人有詩吟誦道：
綠野豐泉後，山中宰相居。
園自隨流水，家仍守賜書。
曹振鏞做了首輔之後，自恃是道光皇帝做太子時的老師，氣焰熏天。後來的史家，把他與道光朝的另一個權相穆彰阿相提並論，而在曆史上，穆彰阿很是臭名昭著。但有趣的是，在民間，尤其是在曹振鏞的家鄉雄村，他卻成了一個生活中的楷模，一個人們言必稱道的鄉前賢。
大人物的曆史人格和現實人格，總是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
這些人在科舉上的成功，給家族帶來了聲望，也帶來了財富。科舉和書院，有力地促進了徽州社會的儒教化，使得徽州世風，普遍地尊儒重教，雖士大夫之家，也往往以商賈遊於天下。這就是世人所說的儒商。經商和業儒，成為徽州人所從事的兩項最主要的事業，也是一種時尚，汪道昆因此歸結為“左儒右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