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前麵我們曾經說過，徽州民間有“左賈右儒”的說法，是將商人排在讀書人之上，但在汪道昆這裏，卻成了“左儒右賈”。從這個“左”和“右”排列順序的變化上，可以看出，雖然經商在徽州獲得了最充分的肯定，但在一個官本位的社會裏，讀書入仕，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讀書做官，仍然是徽州人最高的人生理想。
汪道昆出身於新安富商之家，和萬曆朝名相張居正為同科進士，文名卻在張居正之上。他與抗倭名將戚繼光有著道義骨肉之情，兩人在平禦倭寇的戰鬥中結盟，信物是一副魚腸劍，各佩其中一把。戚繼光曾向人表示，三年抗倭的赫赫戰功，是出於汪道昆的謀劃。汪戚二人，同為既有文名，又有武功的安徽籍明代重臣。
這是安徽的光榮。
汪道昆後來受張居正排擠，49歲辭官，隱居於黃山腳下。但他的歸田，對於徽州文化來說，卻有著不可估價的作用。從汪道昆的話中我們知道，即使是成功的徽商，也把業儒看得高於經商，這當然因為在科舉時代，隻有讀書才可以進入仕途，進入社會的主流文化。
程晉芳的例子最為典型。作為一個鹽商，程晉芳夠成功的了吧？成功以後，你就繼續做你的鹽商就是了，他不，他偏要棄賈服儒，去參加科舉考試，希望能夠擠入仕途。其時他已經年過40歲了，屢試不售，心猶不死，每科必考，考了好幾科，終於中了進士。這年正逢四庫館開，他被授為翰林院編修，跟在紀曉嵐後麵去編四庫全書。這就是俗稱的“點翰林”了，程晉芳大喜過望，一個人關到書房裏，看著自己多年收集的5萬冊藏書，竟潸然淚下。
因為好儒向學，程晉芳後來幾乎不理商務，將一應生意往來都托付給了家奴，任其上下其手，侵吞自盜，以致逼債者不絕於門，最終弄到破產的地步。
程晉芳自己，也病死在陝中冰冷陌生的客棧中。
但這絲毫沒有影響徽商對科舉入仕的熱情和向往，也沒有影響他們對教育的投入。實際上，在程晉芳生活的18世紀，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商人社會地位的提高，徽商對學術文化的關心、參與和影響程度，正日益深入。乾嘉學派的經學成就可謂獨冠千古，而乾嘉考據學大師戴震和江永，在其求學和治學的過程中，都分別得到過馬氏兄弟和歙縣籍大鹽商汪梧鳳的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