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宋朝統治者改變了傳統的輕商、抑商政策，從而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絲綢的流通更加普遍、頻繁。不僅在都市，而且在農村，絲綢的流通也在大量增加。宋代城市經濟十分繁榮，十萬戶以上的城市多達五十個左右。在大都市，還放寬了以往對營業時間和地點的限製，坊（即現在的居民區）和市（商業區）之間不再隔絕，夜市和早市熱鬧非凡。在這種氛圍中，絲綢貿易蒸蒸日上，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其中又以北宋時的東京（現開封）和南宋時的臨安（現杭州）最為昌盛。“每一交易，動即千萬，駭人聞見”，則是當時東京絲綢貿易興盛情景的真實寫照。
公元11世紀，南宋朝廷偏安江南，定都於臨安。隨著政治重心的南移，大批技藝精湛的紡織工匠也定居江南。於是，絲綢生產的重心轉移到了江浙一帶，臨安不僅處於絲綢生產興盛的區域，而且又是絲綢的重要產地，絲綢貿易比東京更為昌盛。
從上古直至西晉末年，北方絲綢的生產水平一直領先於長江流域。魏晉隋唐時期，全國形成了三大絲綢產區：黃河流域、四川盆地及長江中下遊。經過漫長的南北兩地織工的技術交流，從南宋開始，中國絲綢已完成了從黃河流域向長江以南廣大地區的轉移，而且江浙兩省至今一直保持著絲綢大省的地位。
長江流域在南宋時期成為中國絲綢業的生產中心，這是一個極其漫長的過程，也有著許多曆史機遇：自東漢末年以來，黃河流域的中原大地一直處於長期混戰中，相對而言，長江流域卻比較安定。北方的民眾為求生路，紛紛渡江南下。他們不僅為南方經濟提供了大批勞動力，而且帶去了農業、絲織業等先進技術。南移的漢族與南方土著人民共同辛勤勞動，在南朝時，南貧北富的局麵已開始扭轉，比之西漢司馬遷在《史記》中所描述的地廣人稀、生產落後的景象，已大為改觀。
從隋朝開始開鑿的大運河，為南北經濟的貫通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條件。到了唐朝，統治者更加注重發展南方的絲織業。唐大曆二年（公元767年），薛兼訓任浙江東道的最高軍事長官時，看到農村養蠶不普遍，機織生產技術還比較落後，於是從他的部隊中挑選了一批來自北方的未婚士兵，讓他們回家鄉選擇善於繅織的能手為妻，並帶回南方。從此，浙江紹興一帶的織造業突飛猛進。現在的浙江人應該感謝這位在江東做“紅媒”的薛大人。但從當時的總體狀況來看，江南的絲織業仍然落後於北方。
自唐朝“安史之亂”後，北方再次陷入長達一個世紀的紛爭戰亂中，絲綢業呈現萎縮狀態。南方小政權的統治者為了安定社會而興修水利，獎勵耕織。如當時吳越國王錢鏐（杭州“西湖十景”中的“雷峰塔”就是其在位時所建造的）則“閉關而修蠶織”，為後世太湖流域的蠶絲生產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宋代建立之初，北方經常受到少數民族的侵擾，桑林也遭到了野蠻的砍伐，而南方較安定，且氣候、溫濕度等自然條件都有利於蠶、桑的生長。因而在宋室南渡定都杭州後，杭嘉湖地區的絲織業日益昌盛。加之江南地區人傑地靈，文化發達，於是，這裏的絲織品與人文相結合，藝術品味有了新突破。
據當時的史料記載：北宋時全國租稅和上貢的兩項絲織品中，黃河流域占全國總量的三分之一，長江中、下遊各占三分之一。其中，兩浙一路（相當於現在的浙江省）就占全國總數的四分之一。這些數據都反映了位於長江中下遊的江浙地區絲織業在宋代已躍居全國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