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忽必烈逐漸形成了寬仁厚重的性格，與曆史上那些性格暴躁、喜怒無常的皇帝相比，忽必烈的性格是比較溫和的，他從不因喜悅和偏愛而賞賜一個無功者，也未曾因發怒亂殺一人。他對社會各個階層的人物都具有一定的同情心，因此，特別在用刑上十分慎重。
忽必烈曾經對管如德說：“朕治天下，重人命，凡有罪者必令麵對再四，果實也而後罪之，非如宋權奸擅權，書片紙數字即殺人也。汝但一心奉職，毋懼忌嫉之口”。
忽必烈是如此說，也是如此做的。他在殺盧世榮和桑哥之前，都曾召集大臣和盧世榮、桑哥論辯，諸事落實之後，方才殺之。
桑哥當權，最受忽必烈愛幸之時，程钜夫曾上書彈劾桑哥，桑哥怒不可遏，羈留程钜夫，“奏請殺之，凡六奏，帝皆不許”。忽必烈未因為愛幸桑哥而按他的話去亂殺人。
忽必烈曾經對宰臣說過：“朕或怒，有罪者使汝殺，汝勿殺，必遲回一二日乃複奏。”史家對此話十分感慨，謂“斯言也，雖古仁君，何以過之”。確實，忽必烈為了避免亂殺無辜，想盡了辦法，其慎刑仁恕之之例比比皆是。
李叛亂，忽必烈追究其事時，發現某些漢人曾同李往來，也意識到其中一些漢人極力反對蒙古人的統治，他控製住了自己的感情，隻殺了與李叛亂仃關的王文統，其餘，佯作不知，不做任何處理，沒有把事情搞得擴大化。
阿合馬事件發生以後，他看到了其中漢人反對色目人以至反對蒙古統治的跡象，但他也沒有把事情擴大，僅殺了王著、高和尚、張易等人，其餘不加追究。
其後的盧世榮事件、桑哥事件，忽必烈處理得也很慎重，沒有擴大化。就連南台禦史上章請求忽必烈禪位於皇太子真金之事，忽必烈也未予深究。
實際上，忽必烈要弄清南台禦史上章之事，不是很困難的，他不加深究就是不想把其事擴大，比較寬鬆地處理了似有發展成為政變的大事。
忽必烈在一些小事也體現出了慎刑的精神。比如，宋將劉整投降蒙元以後，宋朝荊湖製置使李庭芝為了離間劉整與蒙元的關係，特以金印牙符，授給劉整漢軍都元帥、盧龍軍節度使、晉封為燕郡王等官職。其書被永寧令得到，馬上傳送於朝，忽必烈令張易、姚樞了解其事。劉整親自辨明於朝，說自己實在不知。忽必烈聽了劉整的話，未加深究，僅讓劉整複書李庭芝就算完事。忽必烈處理慎重得體，沒有激起劉整之變，忠心耽耽地為元朝賣命。
某次，有位牧人盜割駝峰，忽必烈下令處死牧人。鐵哥諫阻道：“生割駝峰，實為殘忍，但因此處死牧人，恐非陛下仁恕之心。”忽必烈聽了，覺得鐵哥說的對，用比較輕的刑罰處理了牧人。體現了忽必烈的輕刑和仁恕思想。
南宋滅亡之後，江南某些道觀藏有宋朝皇帝畫像，有位僧人與道士有矛盾，便將其事報告了朝廷。忽必烈初聽其事，以為江南人民仍有造反之心，想處以重刑，但又有些猶豫，特以其事征求石天麟的意見，石天麟說：“遼國滅亡以後，遼國皇帝和皇後的銅像在西京一直保存，至今仍然有之，未聽說還有這方麵的禁令。”忽必烈聽後疑心頓釋，對江南道觀及人民保留宋朝皇帝畫像等事一概不問。
忽必烈對朝廷中的大事和小事慎於用刑，主要基於儒家的仁恕思想，對人具有一定的同情心，就連對一般的老百姓也是這樣，遇事處理得都比較寬容。
比如，至元二年（1265年），張弘範駐守大名（今河北大名），正值大水，許多村莊房舍皆被淹沒，受災的老百姓無力交納租稅，張弘範遂自作主張，免除了老百姓的租稅。
有人將其事上奏朝廷，忽必烈欲治其專擅之罪。張弘範請求入見，對忽必烈說：“臣以為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忽必烈聽了這話，未明其意，問，“何出此言？”張弘範回答道：“今歲水潦不收，而必責民輸，倉庫雖實，而民死亡殆盡，明年租將安出？曷若活其民，使不致逃亡，則歲有恒收，非陛下大倉庫乎！”
忽必烈聽後覺得很有道理，說：“知體，其勿問”。忽必烈讚同張弘範擅自免除民稅的做法，體現了他的輕刑思想，也表現了忽必烈具有一些愛民、惜民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