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曾根據忽必烈相繼任用阿合馬、盧世榮和桑哥理財，對其提出異議，而批評他“嗜利”，實則不然，忽必烈注重理財是講究功利之舉，目的是讓國家盡快富起來。忽必烈並沒有把國家錢財據為已有，隨意揮霍，而是時時從大局著眼，以節儉為上。
從元太祖成吉思汗以來，曾給予蒙古宗親、大將、功臣以大量賞賜，忽必烈也未例外，也常賞賜功臣，被人們看成是一種浪費之舉。
不過，忽必烈同窩闊台等大汗不同，他從未亂行賞賜，並且有一定節製。忽必烈並未濫加賞賜，所賞所賜者均為應該受賞受賜之人，起到了調動大臣將領積極性的作用。
忽必烈賞有勞而賜有功，但為了節約國家錢財，每次賞賜的數目都有一定限度，而不是無止境的隨意亂賞。忽必烈治國能從節約的角度著眼，賞賜有一定節度，這對於節約國家錢財具有重要意義。
忽必烈在位期間也曾興建土木工程，但他並未過份，主要是修建了兩都。忽必烈修建兩都務求豪華壯麗，在當時的情況下，對於宣揚國威、促進蒙古族的漢化都是必要的，並不是一種奢華之舉，也不是一種不該花錢的浪費。
忽必烈在修建兩都之時，曾經考慮到老百姓的承受能力，盡量不影響農業生產，在農閑時建造。
由於忽必烈注意到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盡量不誤農時，所以，兩都雖然修建的豪華壯麗，人們並沒有感到負擔過重，也未引起社會動蕩。
尤其應該指出的是，忽必烈把兩都修建的富麗堂皇，不是為了自己享受，而是作為國家的象征，從一開始就警惕自己貪圖享受。他在大都即將修成之時，從漠北舊居移來青草一株，栽種於王宮丹墀之前，起名為“誓儉草”（或作“思儉草”），目的是讓自己不忘“太祖創業艱難”，讓“後世子孫知勤儉之節”。
忽必烈就是這樣，以不忘祖先創業艱難之精神激勵自己，始終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至於忽必烈節儉到什麼程度，根據時人及後人的部分記述，也可以看出一些蛛絲馬跡。
時人王惲曾在奏書中說，忽必烈“臨禦以來，躬先儉素，思複淳風，如輕紵衣而貴綢繒，去金飾而樸鞍履。至衣服等物，銷織鍍呀之類，一切禁止”。
據說，忽必烈從不穿戴貴重華麗衣帽，衣服常常是補了又補。後來，忽必烈曾將自己穿過的衣服儲於箱中，以教育子孫保持勤儉之節。史載，武宗曾與皇太後等設宴於大安閣，大安閣中有一“故篋”，不知何故，特問宦官李邦寧說：“此何篋也？”李邦寧回答說：“此世祖貯裘帶者。臣聞有聖訓曰：‘藏此以遺子孫，使見吾樸檢，可為華侈之戒。’”武宗聽了，大為感到，下令打開箱子觀看，武宗見了世祖所用裘帶，十分感歎地說：“非卿言，朕安知之。”
當時，有位宗王在旁邊，接著武宗的話茬說：“世祖雖神聖，然嗇於財。”李邦寧聽了，不同意那位宗王所說的話，說道，“不然。世祖一言，無不為後世法；一予奪，無不當功罪。且天下所入雖富，苟用不節，必致匱乏。自先朝以來，歲賦已不足用，又數會宗藩，資費無算，旦暮不給，必將橫斂掊怨，豈美事耶。”武宗及皇太後聽了，深表讚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