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惲在其《大行皇帝挽辭》八首中，也曾歌頌忽必烈的功績說：“論治方堯禹，求賢到釣耕。民區無二上，廟算有奇兵。萬寓風煙靜，中天日月明。小臣思頌德，終了是強名”。將忽必烈比喻成堯舜禹一樣的賢君。
元成宗大德年間，王壽曾經上疏，也把忽必烈的前期統治比稱如唐朝“貞觀之盛”，他說：“世祖初置中書省，以忽魯不花、塔察兒、
真、安童、伯顏等為丞相，史天澤、劉秉忠、廉希憲、許衡、姚樞等，實左右之，當時稱治比唐貞觀之盛”。
仁宗對忽必烈十分崇拜，他曾經下詔說：“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設官分職，征用儒雅，崇學校為育材之地，議科舉為取士之方，規模宏遠矣”。又曾對詹事曲出說：“汝舊事吾，其與同僚協議，務遵法度，凡世祖所未嚐行及典故所無者，慎勿行”。以忽必烈之法為法。
元順帝也曾說：“惟世祖皇帝，在位長久，天人協和，諸福鹹至”，肯定了忽必烈的治績，為了表示其“祖述之誌”，特將年號改為忽必烈使用過的年號“至元”。
《元史》作者對忽必烈評價說：“世祖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用能以夏變夷，立經陳紀，所以為一代之製者，規模宏遠矣”。強調忽必烈“以夏變夷”，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用漢法改變和代替蒙古法。
實際上，忽必烈並沒有完全用漢法代替蒙古法，而是吸取漢、色目等各族法，也保留一部分蒙古法，建立一種諸製並舉的製度。忽必烈的這種思路應該說比全盤漢化要進步得多，隻是在實施過程中出了問題，成了終生遺憾。
《元史》的作者還指出，“元初風氣質實，與漢初相似。世祖始立各道勸農使，又用五事課守令，以勸農係其銜。故當是時，良吏班班可見”“世稱元之治以至元、大德為首”。認為忽必烈統治時期社會風氣很正，可與漢初相比，也是一個重要的治世時代。
明初人葉子奇在他的《草木子》一書中記載：“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後，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輕刑薄賦，兵革罕用，生者有養，死者有葬，行旅萬裏，宿泊如家，誠所謂盛也矣”。也把忽必烈統治時期看成是少有的盛世。
《新元史》的作者在評價忽必烈時寫道：“唐太宗承隋季之亂，魏征勸以行王道，敦教化。封德彝駁之曰：書生不知時務，聽其虛論，必誤國家。（唐）太宗黜德彝而用征，卒致貞觀之治。蒙古之興，無異於匈奴、突厥，至世祖獨崇儒向學，召姚樞、許衡、竇默等敷陳仁義道德之說，豈非所謂書生之虛論者哉。然踐阼之後，混一南北，紀綱法度，燦然明備，致治之隆，庶幾貞觀。
“由此言之，時無今古，治無夷夏，未有舍先王之道而能保世長民者也。至於日本之役，棄師十萬，猶圖再舉，阿合馬已敗複用桑哥，以世祖之仁明而吝於改過如此，不能不為之歎息焉”。
《新元史》的作者也認為忽必烈的政績可以同唐朝的“貞觀之治”相比。但忽必烈認為這種治世的出現是由於施行“先王之道”，卻不甚準確。曆史不斷前進，新的時代需要實行新的政策，總是抱著“先王之道”不放，是沒有出息的。
《新元史》的作者又批評忽必烈任用阿合馬和桑哥之誤。實際上，忽必烈任用阿合馬和桑哥理財並沒有錯，錯隻錯在對阿合馬、桑哥等人的貪汙受賄及其過重地對老百姓搜刮沒有及時限製並在製度方麵進行規定和保證。至於《新元史》作者對其興師日本的批評，也是正確的。
屠寄在《蒙兀兒史記》中對忽必烈的評價，基本上與《新元史》相同，他說，“汗目有威
，而度量弘廣，知人善任，群下畏而懷之。雖生長漠北，中年分藩用兵，多在漢地，知非漢法不足治漢民，故即位後，引用儒臣，參決大政，諸所設施，一變祖父諸兄武斷之風，漸開文明之治。惟誌勤遠略，平宋之後，不知息民，東興日本之役，南起占城、交趾、緬甸、爪哇之師，北禦海都、昔裏吉、乃顏之亂，而又盛作宮室，造寺觀，幹戈土木，歲月不休，國用既匱，乃亟於理財，中間頗為阿合馬、盧世榮、桑哥之徒所蔽，雖知其罪而正之，間閻受患已深矣”。
外國史籍和史家對忽必烈的評價更高。
馬可·波羅認為忽必烈“其權較強於前此五君（指成吉思汗、貴由汗、欽察汗國的拔都汗、察合台汗國的阿剌忽汗、蒙哥汗，實際上，忽必烈之前應為成吉思汗、窩闊台汗、貴由汗、蒙哥汗四君），蓋合此五人之權，尚不足與之抗衡。更有進者，雖將全世界之基督教同回教帝王聯合，其力及其事業亦不及此忽必烈汗之大”。
馬可·波羅又說，“世界之君主殆無有能及之者”，“為人類元祖阿聃以來迄於今日世上從來未見廣有人民、土地、財貨之強大君主”。
伊利汗國史學家瓦撒夫對忽必烈的評價比馬可·波羅的稱讚之詞還要高，他說，“自我國（伊利汗國）境達於蒙古帝國之中心，有福皇帝公道可汗駐在之處，路程相距雖有一年之遠，其豐功偉業傳之於外，致達於吾人所居之地。其製度法律，其智慧深沉銳敏，其判斷賢明，其治績之可驚羨，據可信的證人，如著名商賈、博學旅人之言，皆優出迄今所見的偉人之上。僅舉其一種功業，一段才能例之，已足使曆史中之諸名人黯淡無色。若羅馬之諸愷撒，波斯之諸庫薩和，支那之諸帝王，阿拉壁土之諸開勒，耶門之諸脫拔思，印度之諸羅門者，薩珊、不牙兩朝之君主，塞勒柱克朝之諸算端，皆不足道也”。
認為羅馬的愷撒以及包括中國帝王在內的以前的全部君王都不能與忽必烈相比。
馬可·波羅和瓦撒夫兩個人對忽必烈的評價，反映了當時西歐和中亞細亞人對忽必烈的崇敬，其中明顯地帶有過譽之詞。
時人及其後來的中外史家對忽必烈的評價有些過分溢美，說明忽必烈在當時世界上以及後來的曆史中的影響是極大的。忽必烈與曆史上有名的帝王相比，無論從鼎新革故的政治魄力，在經濟上的戰略眼光，以及運籌帷幄的軍事韜略，還有嚴於律己，以國家大事為重等方麵，都是非常出色的。
雖然忽必烈本身也存在著一些缺點和不足，但他是一個當之無愧的偉大人物，在中國曆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