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方麵，忽必烈確立了重農和重視工商業的政策，一改原來蒙古的遊牧經濟，積極發展農業經濟。他設立勸農機構，以對農業生產的勤惰來考核地方官吏；禁止殺戮人口和掠民為奴；禁止以民田為牧地；禁止擾民和破壞禾稼桑棗；禁止屠殺馬牛；勸誘百姓，開墾田土；大規模實行屯田；立都水監和河渠司發展水利；安集百姓，招誘逃亡；減免賦稅和地租，為困難地區發放耕牛、農具、種子和衣食；注意總結農業生產經驗，推廣農業科學技術；建立村社組織，互助生產等。
基本上解決了蒙古貴族舊有的統治方式與中原地區較為先進的農業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適應了中原地區的農業發展。
其中，設立勸農機構、由政府組織人力編寫農業科學著作以及邊疆地區的開發等，都不是簡單地適應中原漢法的問題，而是對漢法的創新和發展。極大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進步，出現了“戶口增，田野辟”的景象。
在手工業生產中，忽必烈注意搜集工匠，將優秀工匠集中起來生產，有利於發揮他們的特長。
在商業生產中，忽必烈學習中亞西域人的經驗，先後設立諸位斡脫總管府、斡脫所、斡脫總管府等機構，負責經商，又發行中統和至元寶鈔，改革幣製，促進了元朝的商業發展。
忽必烈在理財過程中，反對空談仁義，重視功利，先後任川阿合馬、盧世榮、桑哥等人理財，雖然存在一些問題，但對當時的經濟發展來說，也不能說沒有一點進步作用。
在思想文化方麵，忽必烈實行了兼容並蓄政策，雖然主張以儒家思想為主，又注意吸收西方文化，允許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蘭教、摩尼教、婆羅門教、猶太教等自由發展。
忽必烈大力倡導發展科技文化，促使元曲走向繁榮並發展到最高峰。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一朵美麗的、爭奇鬥豔的鮮花。忽必烈注重蒙古民族文化的發展，不但設置蒙古國子學，發展蒙占民族教育，還令八思巴創製蒙古新字，使文化發展較晚的蒙古民族迅速趕上來。
在忽必烈的倡導下，科學研究也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郭守敬等人創製的天文儀器及《授時曆》非常先進，在當時世界上獨占鼇頭。忽必烈令都實考察黃河河源。這在曆中上也是第一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在軍事製度方麵，忽必烈在四怯薛輪番入衛的基礎上確立了中央的宿衛製度，又將蒙古軍、探馬赤軍、漢軍、新附軍等鎮戍軍布防四方，國家保有勢力雄厚的常備軍。
忽必烈所建立的軍隊，有騎兵、步兵、水兵、炮兵等，兵種齊全，兵役製度及軍隊指揮別具特色，實際上是在蒙古軍事製度的基礎上吸收了金宋的軍事思想和製度而形成的一種混合製度。
特別是忽必烈在窩闊台以來建立驛站的基礎上，確立的軍事通訊刪度，在當時世界上最為先進。後來，驛站不僅用於軍事，也成了全國各地以至中西交往的重要交通線，為各地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交流和發展也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務一萬方”方麵，忽必烈即位以後，就把統一東方當成了自己的奮鬥目標。他不失時機地發動了滅宋戰爭，統一了全國，確立了“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的疆域，奠定了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疆域基礎，結束了五代以來長達三百餘年幾個政權分立的割據狀態。
在全國大統一的形勢下，忽必烈加強了對西藏、雲南、台灣、東北、西北和嶺北等邊疆地區的管轄，促進了內地和邊疆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聯係，促進了邊疆地區的進一步開發和民族融合，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忽必烈在統一全國的同時及其以後的一段時間裏，又發動了對高麗、日本、安南、占城、緬國、爪哇等國的戰爭，忽必烈在當時雖然沒有明確的國界觀念，把對這些國家的戰爭看成是滅宋的繼續和“務一萬方”的一個步驟，但這些國家早已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再對他們用兵，無異帶有侵略性質。
忽必烈在對外用兵失敗以後，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重新和這些國家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與他們聯姻，加強政治、經濟和文化往來，有力地促進了中國同東亞、東南亞、南亞和東北亞各國的文化交流。忽必烈同西方各國始終維持和好關係，通過欽察汗國和伊利汗國大力加強中西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往來，馬可·波羅來華成為轟動世界的盛事，對中西方人民的相互了解做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
忽必烈在治國期間，沒有固守蒙古舊習，也沒有走全盤漢化的道路，而是在學習各族文化的基礎上，確立了以漢法為主體、同時吸收其他各族法、又保有一些本民族特色的統治製度和措施，這種不固守某一民族的文化、注意學習各族長處的作法，無疑是正確的。
然而，忽必烈在學習各族文化、保留本民族特色之時，也保留一些落後的東西，實行一些落後的政策，比如，保留分封采邑製、軍事長官世襲製、各種生產領域的驅奴製以及四等人製、官僚體製中達魯花赤製、刑法中的南北異製等。這些落後的政策，尤其是民族歧視政策，促使元朝的民族矛盾以至整個社會矛盾愈益激化。
再加上當時各族中都有一些極力固守本民族文化的人，他們對忽必烈吸收各種文化中非本民族文化部分看不慣，並激烈地反對，因此，導致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頻繁暴發。忽必烈有意調和各派，繼續走吸取各法的道路，結果失敗了。
為此，他晚年進行了反思，意識到，在各種思想文化互相排斥的形勢下，要想不偏不倚、全麵吸收各族文化是不可能的，尤其是，要想在“仁義派”和“功利派”之間走出一條中間道路來，實在太難了，沒有辦法，忽必烈隻好調整自己的統治政策，重新回複到“以仁治國”的道路上來，及時地緩和了當時的社會矛盾，保證了元朝統治的穩定。
從這裏可看出，忽必烈在一生之中，有成績亦存在不足，若將成績和不足進行比較的話，毫無疑問，成績占據主要地位。因此，忽必烈受到元代各朝以及中外史學家的普遍讚譽。
蒙元一代，始終把忽必烈作為好皇帝的楷模加以讚頌，後繼皇帝皆以忽必烈為法，遵循其確立的各項製度和政策，沒有多大改變。
忽必烈死後，王構在其撰寫的《世祖皇帝諡冊文》中說：“先皇帝膺紵受國，體元立統，早從藩邸。茂著徽稱。為治之基有常，經國之略則遠。役用眾智，獨斷於衷；總攬萬機，如指諸掌。內朝廷，外侯牧，等威迭降，罔不適中；先教化，後刑名，本末相循，亦皆有序。在禦迨逾於三紀．推尊合冠於百王。若夫惠及困窮，恩加降附。慎終如始，每存好仁之心；保小以仁，特示包荒之量。護盛猷之鴻鬯，沛膏澤之醇。方其泰運漸亨，戢濟多難，離綱複綴，混一四方。傳檄而氛祲開，渙號而方維定。乾旋坤轉不足以喻其機，雷曆風飛不足以比其捷。至於嘉言博采，惟典謨訓誥是師，諸藝畢延盡陰陽圖緯之學，考音律以刨字畫，參古今以製禮儀。振耀威靈，肅陳兵衛，白旄黃铖，時則親巡，犀甲雕弧，止於不用，其聖弗可及已，神功茂以尚焉”。充分肯定了忽必烈的功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