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與顧農先生商榷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筆者和王元化先生同時提出劉勰非士族說。先生在賜函中稱：“您的觀點和拙文接近，我們分頭作出了相近的結論，在我來說，有一種空穀足音之感，所以特別覺得親切。”［1］（《清園書簡》第53頁）自此以後，關於劉勰門第的討論確實甚少。考其因由，或許有二：一是學界已普遍認同此論，二是苦於難覓深入門徑。當此之際，忽見顧農先生發表《劉勰的門第》一文［2］（《中華讀書報》2009年6月17日第15版），意欲“嚐試著向前推進”，對劉勰出身庶族說提出異議。遺憾的是，顧文並未針對王文論據、論證提出駁議，其論據、論證也頗可商榷。拙文意在舊作基礎上，補充若幹史料，嚐試新的思路，重申劉勰非士族說，同時對顧文略陳異見。
鄙意以為，探討劉勰門第，是否應把握幾個原則。一是確立判別士、庶的全麵標準；二是承認士、庶地位隨形勢變化而升降浮沉；三是充分利用南朝正史列傳中的實證資料，進而作出綜合判斷。
綜合學界已有研究，南朝士族門第的確定，似應有綜合指標。諸如：比較完整的世係；依托莊園經濟，甚至有部曲武裝；多任職閑廩重的“清”官，鄙薄武職，所謂“文清武濁”；具有文化優勢和社會聲望，號稱“清流”；婚姻強調門當戶對，忌諱與寒門聯姻；子女享受經濟、政治蔭庇特權，可以蠲役免稅，特許做官；生活鋪張、奢靡，難以視事；學術思想迷醉玄學；審美趣味偏於聲色綺靡，如此等等。
如果上述標準大體合理，就很難認定劉勰屬於士族。王先生《劉勰身世與士庶區別問題》一文，就兼顧了以上許多指標，並結合《文心雕龍》中的政治思想，作出綜合判斷。而顧文，卻僅就官品高低立論，對多數標準棄之不顧。這樣得出的結論，恐怕就很難靠得住。
其實，官職大小，品第高低，並不能作為判定士族的必要條件。因為隨著士族的日益腐朽，寒人掌機要，已成南朝通例。執事重臣，每由寒人充任，尤其是中下層武職。這就給寒人入仕提供了條件，也為庶族地主掌權創造了機會，致使南朝開國君主均屬庶族武裝集團。由劉氏家族官宦史和《文心雕龍》標舉“軍”、“武”可知，他們恰是個武功官僚集團。因此，劉勰曾祖輩、叔祖輩、父輩官位較高，並不能成為士族門第的標誌。
關於劉勰世係，顧文仍取《宋書·劉穆之傳》“漢齊悼惠王肥後”說。對此，王文已據《南史》語缺和魏晉間劉族官位不顯予以否證。作為劉姓族人，我深知劉氏宗族續譜，向有攀附漢代皇族積習。何況齊悼惠王劉肥，還確曾封爵琅琊（莒地在其內）呢。但“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決非一切皇族後裔均是世家大族。史載：東莞人徐澄之，永嘉亂後，“遂與鄉人臧昆等率子弟並閭裏士庶千餘家南渡江，家於京口”（《晉書·徐邈傳》）。可見同一郡望之人，也並非均為世家。劉姓南遷，也當作如是觀。如劉穆之、劉秀之確係劉肥之後世家大族，就不可能在齊悼惠王肥和他們之間，存在世係缺環。因為其時“世重高門，人輕寒素，競以姓望所出，邑裏相矜”（《史通·邑裏篇》）。在晉代，就有個齊悼惠王肥的後裔劉超，曾任安東府舍人；其父劉和，曾為琅邪國上軍將軍；而劉和，又是漢城陽景王劉章之後（《晉書·劉超傳》）；劉章，則是漢齊悼惠王肥的兒子（《水經注》卷二十六“巨洋水”），世係就了然分明。《宋書》稱穆之為劉肥之後，很可能因他政治地位較高，又由東莞遷來，附會而成。
關於劉族家境，穆之曾對帝言“家本貧賤，瞻生多闕”（《宋書·劉穆之傳》），《南史》本傳則稱“穆之少時家貧”、“好往妻兄家乞食”；其從兄子劉秀之，則是“少孤貧”（《宋書·劉秀之傳》），而且“儉吝”異常，號為“老慳”（《宋書·王玄謨傳》）。如若本屬士族，無論如何敗落，也不至困窘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