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心雕龍》名世的劉彥和，其實並不是一個純粹的文人。他一生，經曆了由學者到官吏又到沙門的曲折曆程。這一經曆，故然有其獨特個人特色，卻也體現出士大夫人生模式的普遍性，從而賦予了一定的文化史意義。
1、學者
這是指劉勰入定林寺、依僧佑“博通經論”（《梁書·劉勰傳》）的階段。據牟世金《劉勰年譜彙考》［1］，劉勰於齊永明八年（公元490年）二月之後入建康鍾山定林寺，時年24歲。到天監三年（公元504年）任臨川王記室時出寺，正應本傳“積十餘年”之說。在此期間，劉勰成就了兩件大事：一是協助僧佑整理佛經，二是撰成體大思精的《文心雕龍》。這均是劉勰以一個學者身份所從事的學術事業。
從認識史角度看，中國自古就有以“知”求真的觀念。荀子所謂“知有所合謂之智”（《荀子·正名》）就是一個典型命題。但眾所周知，中國古代哲學是倫理學、認識論和邏輯學混一，認識論和邏輯學從屬於倫理學，求知求真從屬於政治道德踐履。所以，孔夫子把“知”歸結為“知人”（《論語·顏淵》）；老子也稱“智”乃“知人”和“自知”（《老子》二十三章）；荀子謂“知之不若行之”（《荀子·儒效》）；《左傳》稱“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昭公十年》）；班固將“智”納入“五常”倫理模式（《白虎通德論·情性》）。總之，“智”沒有獨立的地位和價值。
時至魏晉南朝，隨著士大夫社會地位的提高，適應玄佛對“本無”、“真如”論證的需要，“智”的地位和作用便有了很大提高。但王弼等貴無派玄學家卻偏好老莊“絕聖棄智”之論，每每貶低“智”力。如王弼《老子道德經注》第二十五章注即謂“用智不及無知”，第六十五章注謂“多智巧詐，故難治也”。其《老子指略》則稱“竭聖智以治巧偽，未若見質素以靜民欲”。與此相聯係，他也反對好“名”，認為“尚名好高，其身必疏”（《老子》四十四章注）。而弘揚佛“智”的僧肇，在其精心結撰的《不真空論》中，又倡言“物非真物”、“有非真有”。這實際上也就排斥了真正的“智”。因此，真正敏感到並反映出上述時代精神的，恰是尊奉儒家“三不朽”人生哲學的寒門士子劉勰。在他看來，“辨雕萬物，智周宇宙”（《文心雕龍·諸子》），人的智力能穿越時空，有無限潛力。所以，他傾情禮讚“智術”：“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序誌》）高度評價“智術之子，博雅之人”（《雜文》）。與此同時，他也充分肯定因“智”而揚“名”，故謂“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堅”（《序誌》）、“君子之處世，疾名德之不章”（《諸子》）。確實，在“下品無高門，上品無素族”的時代，智能與名聲，也許是寒門士人的唯一優勢。劉勰入定林寺讀書、治學，正是為了發揮這一優勢。
當時建康鍾山的定林寺，藏書豐富，名僧彙集，與文壇和王室均有密切關係，確實是幹譽時流的好去處。劉勰在“博通經論”之後，便開始選擇進身突破口。崇佛雖是魏晉南朝思想界新氣象，但作為立身治國支柱的儒道，統治者迄未放棄，並不時根據政治需要而有特殊強調。在劉勰的青年時代，就有“精選儒官，廣延國胄”（《南齊書·高帝紀下》）、“家尋孔教，人誦儒書”（《南齊書·劉瓛、陸澄傳論》）等史載。但聰慧的劉勰，深知注經難超馬、鄭諸儒，便決心以文論建樹，引起社會重視。劉勰務實關政的人生觀，使其本能地厭惡南人浮華文風。而他的“北人意識”，又使其自然選定儒家文學觀作為撥亂反正武器［2］。於是便“搦筆和墨”（《序誌》），至有《文心雕龍》之作。但當時文人並無很高地位。齊武帝就曾明確表示鄙薄文士。他曾講：“學士輩不堪經國，唯大讀書耳。經國，一劉係宗足矣；沈約、王融數百人，於事何用？”（《南齊書·劉係宗傳》）在這種情勢下，有抱負的劉勰決不會甘心做一個默默無聞的學者。他要顯示自己也“堪經國”，他的更高目標，還是以文幹政，馳騁“軍國”。於是，劉勰的人生履曆便隨之翻開新的一頁——踏入仕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