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世情與《文心雕龍》
劉彥和雲：“文變染乎世情，興廢係乎時序。”（《文心雕龍·時序》）反之，“披文”可觀“時變”，“沿波討源，雖幽必顯”（《知音》）。“世情”與“文”（論）的互闡、互證，乃是古文論解讀的基本方法。拙文即嚐試從史實考察出發，將“世情”與“文情”互相映發，重點探討軍、政、文等“世情”，對劉勰和《文心雕龍》的影響，劉勰重“名”、幹“政”、鍾情“軍國”的內外根由，並由此反觀當代知識生產建構，以及知識者角色定位和人格建塑。
中國古代學術的鮮明政治性，已是眾所周知的曆史常識。或雲：文論有別諸子學術，以文學創作為研究對象，不一定關涉政治。而殊不知，創作思潮和文壇風尚，每與政治相糾纏，而文論家又無不生活在政治之中。如此以來，文論得無與政治乎？當然，文論對政治的反映，非如直接鏡象，而是經由作者身世、經曆、教養、誌趣、性格所折光的特色肖像。
而今，我們均稱劉彥和為“文學理論家”。但他當年是否也以此自許呢？他想當政治家還是當文學家？劉彥和曰：“安有丈夫學文，而不達於政事哉？”（《程器》）較之同類著作，《文心雕龍》確有超乎尋常的政治色彩，對此作符合實際的分析，未必就是“庸俗社會學”。探討此點，不僅有助於準確認識劉勰，理解《文心》，或也能為當代知識者角色定位和人格建塑提供有益鑒戒，進而導致對知識生產建製的理性批判。
一、劉勰的“文”、“名”、“位”三部曲
馬斯洛心理學，將“自我實現”視為人的最高心理需要［1］。所謂“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左傳·襄公二十四年》），不就正是古賢的“自我實現”嗎？“三不朽”也者，聲名不墜之謂也。不過，它是叔孫豹針對範宣子私家世祿功利論，而倡揚社會公益功利論的重“名”觀。但重“名”，確乎是士人的一大傳統。
時至後漢，由於“選士”和“清議”影響，士人求“名”意識大盛，以至《日知錄》稱“漢人以名為治”（《名教》）。此“名”乃“名教”之“名”。後人描述其得“名”之道雲：“先觀名行之源，考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厲己，顯節義以標信，以敦樸為最先，以雕蟲為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名教》引《舊唐書》薛謙光語）許多士人“恃其才智，炫耀上京”、“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後漢書·苻融傳》）。及其末流，則“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墮入“純盜虛名，無益於用”的矯情偽飾，致使“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眾”（《後漢書·方術傳》）。
魏晉以來名士，則以“才名皆勝”（《世說新語·識鑒》）相標榜。其“名”觀雖承漢而來，而又有所不同。他們雖仍“以名節相高風義自矢”，卻更加“師心放達”（《日知錄·名教》），突出個人風度。他們本“名教本於自然”、“緣情製禮”宗旨，在堅持“君臣”、“父子”大倫的同時，更重個性、才能和風儀，從而將東漢名士之“獨行”推向極端。
但名士們決非為“名”而“名”，“名”與“利”緊密相聯。《日知錄·名教》論“名節”，稱其雖“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為利，而猶使之以名為利”。又雲：“名之所在，上之所庸”，“名之所去，上之所擯”。《魏誌·夏侯玄傳》雲：玄“少知名，弱冠為散騎黃門侍郎”。可見名顯即可為官。因此，“名”與“位”前後相隨，故有“名位”一詞出現。《南史·徐廣傳》引何法盛曰：“卿名位貴達，不複俟此延譽。”當然，魏晉以來，也有輕賤“名爵”者。《世說新語·識鑒》載：“張季鷹（翰）辟齊王東曹椽，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裏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有“菰菜羹、鱸魚膾”的“適意”生活，自然可以不“要名爵”，但“家貧”之士卻難學得。
史稱：“自魏正始、晉中朝以來貴臣雖有識治者，皆以文學相處，罕關庶務，朝章大典，罕參議焉。文案簿領，鹹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於陳後主，因循未遑改革”（《陳書》卷六“後主紀”末史臣論）；“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無以專經為業者”（《資治通鑒·齊紀二》）。齊梁皇室也多好文。因而寒門士子又多以文名進身，當然需有“伯樂”引進。《南史·始安王遙光傳》即曰：“文義之事，此是士大夫以為伎藝欲求官耳。”《梁書》江淹等人“傳論”也謂：“觀夫二漢求賢，率先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晉書·張華傳》載，他對“窮賤侯門之士一介之善者，便谘嗟稱詠，為之延譽”。《晉書·樂廣傳》也稱，出身“寒素”的樂廣，則是因幼時夏侯玄的賞識而起仕。鮑照也是以“才學知名”（《南齊書·倖臣傳序》）而進身。由此可見，此間名士，已完全不象漢儒“以雕蟲為後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