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勰《文心雕龍》與亞裏士多德《詩學》比較
一、民族思維模式的比較角度
《文心雕龍》和《詩學》，這兩部相距近千年之久，處於不同社會形態的文論著作本不宜作比較。但是由於它們都是人類樸素辯證思維的產物，著作本身及其所體現之世界觀在中西文化中又具有源頭的性質，並分別長期影響了中西方文論，各自具有較為充分的民族代表性，因而便又具備了—定的可比性。
早在本世紀三十年代，魯迅先生在給—位青年的文學論著寫的題記中就曾談到；“而篇章既富，評騭遂生，東則有劉彥和之《文心》，西則有亞裏士多德之《詩學》，解析神質，包舉洪纖，開源發流，為世楷式。”［1］在這裏，魯迅先生主要是就兩部論著的成就方麵求其同，把它譽為東西方文論的雙璧。然而，如果從文論民族特點的角度予以探討，則應主要求其異，當然，民族特點也並非自己獨有而他人全無的東西，而往往表現出同中有異，異中有同。而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建設適應本民族需要的新文論，則是研究文論民族特點的根本目的。
探討中國古代文論的民族特點，對中西古代文論進行比較，可以選取從宏觀到微觀的多種視角。本文嚐試將《文心雕龍》和《詩學》置於東西古代文化兩種不同思維模式背景之下，從理論著重點和研究方法兩方麵，比較它們的差異。文論著作作為理性思維的產物，較之文藝創作更多更直接地受到世界現的製約，因而，把中西文論置於不同的宇宙論圖式之下，將有助於從根本上把握兩種文論的民族特色。
二、一種倫理實用型文學理論
眾所周知，先秦兩漢文化是中華古代文明的淵藪，從《周易》到《春秋繁露》的哲學，奠定了中華民族心理結構和世界觀的基礎。大體說來，這個世界觀是通過陰陽五行理論框架將“天”、“地”同“人”作異質同構類比，建構起天、地、人宇宙論係統圖式，強調以政教和諧為核心的自然、社會整體平衡［2］。不管這個世界觀的表述多麼繁複、神秘，其落腳點卻分明是論證並確定君臣、父子的等級政治秩序，特別致力於維護君主專製權力。它所感興趣的，不是精確論證本體，而是主張“即體即用”、“體用不二”，實際是更重“用”，所謂“以功用為之的彀”（《韓非子·問辯》）。在這裏，“體用”之“用”，又主要不是指事物的客觀屬性而主要指從人的實際需要出發，帶有價值範疇意味的實際功效，從而賦予“體用”範疇以強烈的主觀功利性。甚至古代的邏輯方法也帶有鮮明的政治功利色彩。邏輯推辯，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原極天下之汙隆”［3］。
為中國古代文論奠基的春秋戰國和兩漢文論，也被納入這一天人宇宙論係統圖式之中。它們普遍把文學藝術置於天、地、人宇宙係統之中，並把文藝作為重要中介，與天、地、人相溝通，特別突出了文藝對“禮治”政教的聯通和服務功能。《樂記》認為：“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禮篇》），“聲音之道，與政通”（《樂本篇》）。《毛詩序》在曆數“治世之音”、“亂世之音”後歸結道：“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這成為中國古代文論的奠基石和主心骨，劉勰在構造文論體係時，顯然直接繼承了這些思想資源。
《文心雕龍》在基本文學觀上，顯然深受《樂記》和《毛詩序》影響。《宗經》篇在論及“文”的典範“經”時說：“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敬鬼神，參物序，製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仍是把“文”置於天、地、人、神宇宙係統之中，而且從對這個宇宙係統功用的角度對“文”予以界定。劉勰雖然把“性靈”引入這個係統，但從《文心雕龍》全書觀之，劉勰畢竟還是以兩漢文論的政治功利觀為基準，所強調的仍是文學的政治功能。《序誌》篇自述寫作動機，主要動因就是有感於近代辭人“飾羽尚畫”、“離本彌甚”、乖道謬典而發。劉勰認為，“文章之用”在於闡釋經典，成就禮法，炳煥君臣，昭明軍國。即使“君子處事，樹德建言”的個人動機，也富有倫理色彩。貫穿於文體論，創作論的一根紅線，是“雅麗”的最高要求，即要求“銜華佩實”，而側重點又在“佩實”。在劉勰那裏，這“實”，雖然有許多具體、複雜的內容，但其基本內含卻是真誠並富有個性地表現儒家政教倫理。對作家的要求，則是“以成務為用”，“丈夫學文”而“達於政事”，“摛文必在緯軍國”（《程器》）。《程器》讚語“瞻彼前修，有懿文德”，可視為全書的結語。所謂“文德”，就是以華實結合的文章服務於禮法。這是有前賢可資效法的。漢代王充早已倡導“文德”論。《論衡·書解》雲：“夫文德，世服也，空書為文，實行為德，著之衣為服。故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文彌明。”可知，“文德”即以“實行”為重心的“德盛”、“文縟”。劉勰“文德”觀本此。隻是劉勰不認為文采是“德”的自然結果，而承認“雕縟”的合理性，文采的相對獨立性。所以，從總體上看，《文心雕龍》的基本文學觀還是“文德”論。這不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文學理論［4］，而是一種倫理實用型的文學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