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可能多種多樣。或歸結為學術管理、評價體製，或歸咎於功利主義、工具理性和多種思想混雜，或感慨於個人主義匱乏，凡此均不無道理，卻又難觸要害。正如恩格斯所說：“我們隻能在我們時代的條件下進行認識，而且這些條件達到什麼程度，我們便認識到什麼程度。”“失義”根由還是應從“時代條件”中尋求。穩定經驗形成審美意識，審美意識升華為審美理論。任何具有民族特色的獨創性理論話語的形成，都需要以比較成熟、穩定的社會、人生經驗為基礎。中國古代文論那套富有特色的話語體係，正是植根於幾千年相對穩定的小農生產、宗法關係和家族生活。西方那套強勢文論話語，則依托於數百年一貫、且具世界影響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馬克思曾指出：如果一種生產方式“反複的再生產”能夠“持續一個時期”，那麼，“它就會作為習慣和傳統固定下來，最後作為明文的法律加以神聖化”。擴而言之，奠定於相對穩定生產方式基礎上的穩定習慣和傳統，也是“審美價值”的根基。但中國自近代開始社會轉型以來，以生產方式為基礎的整體生存方式，一直處於巨大變動之中。即使時至今日，中國人也仍在“摸著石頭過河”。共同文化歸根結底奠基於共同利益，共同利益又是共同“話語”的基礎。而“共同利益恰恰隻存在於雙方，多方以及存在於各方的獨立之中，共同利益就是自私利益的交換。一般利益就是各種自私利益的一般性”。而目前卻利益衝突加劇，利益共識難以達成。無論是精英還是民眾，幾乎對所有重大曆史事件和社會“秩序”方案都存在重大分歧。文藝及文論家如何應對社會主義與市場、權力與權利、道義與金錢、精英與大眾、雅與俗、感性與理性等諸多矛盾，均頗令人惶惑。中國的未來還存在許多變數，距離“社會轉型”完成還相距遙遠。
還應看到，改革開放後呈現的多樣化消費選擇，又在橫向層麵上，使縱向社會變動帶來的無所適從雪上加霜。正如奧非所說：“在高度‘分化’的現代情境，想要找出能夠確認一個人自身的需要之方法相當靠不住。‘五花八門的選擇’有如洪水般衝向現代的消費者，他們也就發現，選擇、認識然後維持自身的需要還真困難。種種的傳統習慣與‘常規’的尋常標準，愈是不能夠作為參考，困難度也就愈大。”此論也適用於思想文化消費。王峰在其專著中就揭示：在中國當代，古代、西方、現代、後現代多種觀念，“形成了互相矛盾、無法融合的集合體，線索難尋”，“形成了當代混亂的意義狀況”，“確定性開始失效”。這自然也使文論家審美立場的確立更加困難。
在這種社會條件下，理論家就很難獲得成熟、穩定的經驗，構成確定的意義係統，也難以形成學術共同體的共同話語，更遑論“中國話語”了。所以黃宗智慨歎：“今天，距中國被迫與西方接觸已經有一個半世紀了，但是依然有一個沒有解決的大問題：在現代性中，‘中國’對我們意味著什麼？”這是一個振聾發聵的提問。
總之，正是社會的“失序”，帶來學人的“失義”，進而招致文論獨創話語喪失也即“失語”。如崔健搖滾樂《不是我不明白》所詠歎的：“我曾經認為簡單的事情現在全不明白，我忽然感到眼前的世界並非我所在……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汪丁丁也說：“我們被我們所處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千年未有之變局’所帶來的各種力量搞得暈頭轉向，不知道如何是好。”賀衛方則謂：“轉型期的社會就是各種各樣的流動性和變化太過劇烈，就像一百年前中國人喜歡說的那樣，我們正在經曆的是五千年未有之窮劫巨變。這樣不斷的變動使我們喪失了確定性，我們不知道明天的生活會怎樣。”誠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