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我所知，牟世金先生早在六十年代，就呼籲“探討劉勰自己的文學理論體係”［1］，由於眾所周知的曆史原因，這一討論剛要開展就被扼殺在繈褓之中。大規模認真探討，是在撥亂反正後的八十年代。“理論體係”問題的提出，植根於《文心》研究學科自身發展的需要。從明清以來，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學術積累，《文心雕龍》資料的搜集整理已初具規模，開始進入係統研究階段；這種研究又由局部分類研究向整體性研究提升［2］。解放後，十多年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熏陶，又造就了一批努力運用唯物辯證法治學的學者。《文心》體係問題由六十年代的一位青年學者提出，就決非偶然。八十年代的舊話重提，則回應著唯物辯證法科學精神的重新高揚和方法論討論的餘響。僅據暨南大學圖書館吳美蘭一九八七年十月《文心雕龍》研究成果索引的統計，直接探討《文心》體係的論文就有十數篇。如果加上論題相近的探討，就有數十篇。其中，已故牟世金先生無疑是用力最勤者。他在《中國社會科學》1982年第2期發表了題為《的總論及其理論體係》的長文，後來，又與蕭洪林先生聯名出版了《劉勰和文心雕龍》［3］。其中第四部分就專論“理論體係”。由這些論著看，討論已全麵展開，並日漸深入，也提出了些富有啟發性的觀點。但從進一步提高研究水平要求，恐也不能回避存在許多問題，有些也許是關鍵性的。愛因斯坦說：“提出一個問題更重要”［4］；維納也說：“隻要我們沒有提出正確的問題，那麼我們就永遠不會獲得對問題的正確答案”［5］。為這些話所鼓舞，我冒昧提出若幹問題，以期引起討論。我總的感到，《文心》理論體係的研究，似乎理論準備不足，思辨水平不高，缺乏相應的文化視野，也存在比較嚴重的脫離、歪曲原文的傾向。下麵，試分別予以簡述。
一、我們為什麼要研究《文心》理論體係？
已如上述，《文心》理論體係問題的提出，既是學科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順應尋求科學方法的時代潮流。但是，具體到每個研究者，對這種內在社會需求的感應卻不見得自覺和深刻。我們為什麼要研究《文心》理論體係？也許有人認為，這是一個多餘的問題。其實不然。科學研究的目的，直接影響到課題選定、研究方法和運作程序。據我所知，到目前為止，人們還是把研究的動機，歸結為還《文心》“體大慮周”的本來麵目，以更準確地領會《文心》的許多具體問題［6］。這當然不能說不對，但停留於這一認識是否就夠了呢？
筆者認為。研究《文心》的理論體係，似應懷有批判繼承、古為今用和中外文化對話的宏觀視野，這是時代提出的理論要求。曾有人對《文心》研究脫離當代文藝創作實際提出批評，呼籲“龍學”研究要為當代文藝創作服務［7］。這當然有一定合理性。但我以為，文藝理論的批判和古為今用，不應是零零碎碎、枝枝節節的，而應是完整的整體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談到：“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化，雖然可以從多方麵入手，但其關鍵，卻在於找到古代文論與當代文藝發展和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契合點。一般說來，藝術是文化的一麵鏡子和‘自我意識’，文化從中‘照見自己’、‘認識自己’。特別是作為文化核心的思維模式和價值觀，有很強的滲透力和穩定性，各民族的文藝發展，無不有其文化淵源，對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接受，也不能不受文化傳統的製約。因此，古今文論的融彙，總是以文化為媒介進行，並以此帶動其他層麵。”因此，我主張：“需要不斷將視野投向更高層次的文化領域，特別是思維方式、人生理想和價值觀念等領域。”［8］。我也同意這樣的論斷：“文學（以及其他表現藝術）是一種文化中的意義載體，它有助於再現這個文化想要信仰的那些事物”，“文學能為理解文化作出獨特貢獻”［9］。當然，要十分警惕，不要把文化模式理解為邊界十分整齊的簡單圖式。也不應忽視藝術個體獨創的不可重複性。但不管怎麼說，我認為，中外文學比較，本質上應是文化比較和對話，那種一詞一句的所謂“比較”毫無意義。比較文學於八十年代崛起，“文學與文化”課題於九十年代提出，其內在社會動因，都是為了把比較文學提高到文化層次，以實現東西方文學真正的文化性對話；或者說，是試圖在藝術層麵上，解決古今文化、中外文化的衝突。
總之，我覺得，研究《文心》理論體係的目的，還應更宏闊一些。應該通過研究《文心》理論體係，達到對它的文化把握，著重抓住建築在民族價值觀和思維模式基礎上的審美理想和審美法則，從而達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目的。可喜的是，有些學者，已作了有益的嚐試，張少康先生早在1987年，就發表文章，論述《文心雕龍》和我國傳統文化的關係；吳調公先生曾以頗富情采的文筆，作了弘揚《文心》人文精神的思考。筆者也曾對《文心》與亞裏士多德《詩學》作過文化性比較，對《文心雕龍》的文化價值及現代轉化粗粗探討。但總的感到，這方麵的研究還十分薄弱，也有待於繼續深入。以廣闊的民族文化前景研究《文心》，或直接發掘《文心》的文化價值，或許是今後《文心》體係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