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美學研究六朝“情采”的閃光
魏、晉、南朝時期（簡稱“六朝”）是我國文藝的自覺時代，其重要標誌，就是“情采”審美意識的產生、流行和理論化。本文就嚐試從曆史辯證發展的總趨勢中，探討一下“情采”審美意識的發生原因、表現形態和曆史作用。
一、從兩漢“禮樂”到六朝“情采”
眾所周知，人類對現實的審美把握，在開始階段，往往與理智、意誌的把握交織在一起，特別重視美的實用功能。我國的審美發展史也證明了這一點。戰國、兩漢時期，大體上處於這一曆史階段的後期。
確如許多同誌所指出的，重表現，不重再現，重情感感受，而不重認識模擬，是我國古代審美的傳統。對情感在藝術創造和鑒賞中的重要作用，我們的先人早有朦朧的意識。從先秦《風》、《騷》到兩漢《樂府》、《古詩》，從《論語》的“詩無邪”詩說到《樂記》的“情動於中”樂論，皆可為證。但是，我們也不能不正視，這一曆史階段藝術美的“情”，終歸受到了封建倫理的嚴重桎梏。在藝術審美中，“情”僅僅作為一種向政治倫理過渡的媒介，甚至連它自身也被緊緊納入倫理道德規範。儒家學派的集大成者荀子就認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1］。《樂記》則主張“禮樂之情同”，並強調“樂”的“與政通”、“通倫理”。《毛詩序》也倡導“發乎情，止乎禮義”。從藝術實踐來看，人們普遍重視文藝的教化功能。這一時期最普及的文藝樣式“樂”，基本上就是“象德”明“禮”。《詩經》中的《頌》、《大雅》也多為歌功頌德之作。對“詩”、“樂”的欣賞，在很大程度上是觀風俗、知厚薄，至多再加上“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2］。看起來，好象並不絕對地排斥文采，但實則並未意識到文采本身的審美價值。而隻不過是因為“言之無文，行而不遠”［3］，不過是“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4］。因此，總的說來，戰國、兩漢的藝術審美主潮，是重理智、意誌和功利，輕感情、文采和審美。這一曆史時期，恰值地主階級奪取和鞏固政權的階段。統治者為強化新建的社會製度，在意識形態領域加強封建倫理的灌輸，定儒學於一尊，並要求文藝也服從這一總的政治目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當然，就象任何事物都有其對立麵一樣，戰國、兩漢也存在與“禮樂”觀對立的審美意識。這種意識，力求擺脫“禮”對“情”的束縛，使“情”得以痛徹抒發，並以相應的“采”表現出來。一般說來，這種意識反映了受壓抑者的生活要求。《詩經》中的民歌，屈原的《離騷》、漢代的《樂府》和《古詩》，都呈現出這種審美傾向。漢賦的情況比較複雜。它本基於統治者炫耀功德、追求聲色的要求而產生，往往是“上有所感，輒使賦之”［5］，帶有鮮明的禦用色彩。所以前期大賦，情感多不夠充實。它們“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6］，文采確實有一些。但這種“采”卻往往是追求和滿足某種聲色刺激，而與真“情”相遊離。隻有少數抒情小賦，真誠抒發針砭時弊、懷才不遇的感慨，才漸趨“情”、“采”的一致。而真正表現出“情”、“采”和諧的，是產生於東漢末期的《古詩十九首》。這些作品，以纏綿悱惻的人生詠歎和婉約清麗的文采，譜成六朝審美主旋律的前奏。但是，《風》、《騷》、《古詩》所體現的這種審美意識，終究未能形成左右文壇的時代風氣，更沒能構成係統的理論形態。相反，這些作品還不時露出“止乎禮義”的痕跡。而且時儒又往往以“樂”觀對之作歪曲評析，從《關雎》闡揚“後妃之德”［7］，將《離騷》稱之為“經”［8］，即是突出兩例。
“禮樂”觀是我國古代早期審美意識發展必不可免的現象，其中確也包含著重視文藝理性內容和政治功能的合理因素。但是，這種意識畢竟具有極大的片麵性。隨著政治危機的加深和儒學的日益僵化，文藝的倫理性也被強調到不適當的程度，以至抹煞了藝術的特點，這就必然使它走向自己的反麵。當然，人們對藝術特質認識否定之否定的深化，歸根結底要受製約於社會曆史條件的變化。漢代封建禮教對個人感情的沉重壓抑，不斷製造著對禮教的反抗。經學本身的僵化，也使禮教的束縛日益軟弱無力。前有黃巾起義給豪強地主和封建禮教以致命一擊，後有代表中小地主利益的曹氏集團提倡通脫。所有這些因素，使得漢末以來的個人感情，得以逐步掙脫儒家倫理的羈絆。六朝士族地主的牢固特權和優裕生活，則為其主觀精神的體驗提供了物質條件。魏晉之際思想界的“才”、“性”之辯，“無為”、“自然”口號的提出，既是感情自由的結果，又是感情體認加深的條件。屈原的高尚情操，《古詩》的誠摯抒情，也為人們對內心世界的發掘、展示提供了曆史的滋養。這就是六朝比較輕禮教、重感情的曆史背景和社會根源。
在藝術創造中，“情”總是要求一種引人注目、動人心弦的表現形式，這種形式就是“采”。重“情”的六朝藝術，自然也要重“采”。當然，六朝的崇“采”揚“麗”，也還有複雜的社會原因。首先，這與士族追求官能的聲色之樂不無關係。雖然滿足感官的“采”還不同於藝術審美的“采”，但也確能刺激對藝“采”的追求。由於士族的絕對統治地位，他們的審美傾向也必然波及社會各階級、各階層。《顏氏家訓·治家》說“南間貧素，皆事外飾”，想必也不是毫無根據的誇張。此外，伴隨佛、道的廣為流行，神仙誌怪等浪漫故事大量湧現，法相和壁畫紛紛創製，這也助長了重“采”的風氣。以曆史承續而言，六朝藝“采”則分明受到騷、賦驚采絕豔的濡染。總之，六朝的重感情，輕倫理，崇文采，鄙質木，與戰國、兩漢的“禮樂”觀形成了鮮明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