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審美“情采”而言，《文心雕龍》的貢獻在於，它創造了“情采”這一全新的、富有時代特征的審美範疇，並開辟專章對“情采”集中予以論析，還以“情采”意識為聯結點，將其他許多審美觀點貫穿起來，構成了一個相當完整的“情采”體係。諸如，《神思》是從藝術構思的角度談“情采”，《體性》、《風骨》、《定勢》是從創作個性和藝術風格的角度談“情采”，《章句》、《附會》、《總術》是從布局謀篇的角度談“情采”，《鎔裁》是從煉意煉詞的角度談“情采”，《養氣》是從創作心境的角度談“情采”，《物色》、《時序》是從主客關係的角度談“情采”，《知音》是從欣賞、批評的角度談“情采”，等等。全麵評析劉勰的“情采”觀，是一篇專論的任務，這裏隻簡列其犖犖大端。
一是“情誌為神明”、“辭采為肌膚”（《附會》）。
這是劉勰“情采”觀的一個基本觀點。它科學地表述了以“情”為靈魂，“情”、“采”相統一的美學思想。這個基本觀點，不僅一般地承認“情”、“采”的互依，而且進一步指出了“情”的主導作用。“辯麗本子性情”（《情采》）、“繪事圖色，文辭盡情”（《定勢》）、“意深褒讚，故義成雕飾”（《誇飾》）之類論述，都表達了這一基本思想。因此，劉勰把“文”分為“為情而造文”和“為文而造情”兩類，並肯定前者，否定後者。但是，劉勰從文藝特質出發，也承認“彪炳”、“縟采”（《情采》）的獨立性，認為有“情”無“采”，也“未足美”（《章表》）。
二是“情以物遷，辭以情發”（《物色》）。
這個命題，指明了“物”、“情”、“辭”三者的辯證關係，給“情”、“辭”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並顯示了“情”的中介作用。“情”因其與“物”相聯係，它必須真實地反映外物，故“義必明雅”；“辭”因其為“情”所激發，“情”要求“采”的外化，故“辭必巧麗”。劉勰十分清醒地意識到了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對創作的重大影響（見《時序》、《物色》），並特別關注政治思想風氣對“情”、“采”的製約。進而，他要求作家在“博觀”、“博見”（《奏啟》、《事類》、《練字》）基礎上，加強情誌的陶冶。
三是“神用象通，情變所孕”（《神思》）。
這是深入到構思角度剖“情”析“采”。較之陸機，劉勰更自覺地抓住了“情”這個關鍵因素。劉勰認識到，不僅在感知外物時，作者之“情”要“與風雲而並驅”（《神思》），而且在構造“意象”時更有“情”的催化。現代藝術論認為，藝術形象決不是客觀物象的原始形態，而是體現著人的本質力量的“第二自然”。這也許就是劉勰“情變所孕”朦朧意識到的真理。這樣的藝術造象，通過“披文以入情”的“玩繹”，就自然能給讀者以“歡然內懌”的美感（《知音》）。與此相關，創作需要一個有利於激發、升華、表現感情的心理狀態，即在平日“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神思》）基礎上，釀成一個既高度昂奮，又舒暢自如的“從容率情，優柔適會”（《養氣》）的創作心境。
四是“吐納英華，莫非情性”（《體性》）。
劉勰認為，作家“才性異區”（《體性》），文采“與情而變”（《頌讚》），那麼，藝術“情采”就必然呈現出千姿百態的風貌。近代文論“風格即人”中的“人”，主要就是指作家的創作個性，即“情性”。劉勰“吐納英華，莫非情性”一語，確實抓住了風格論的核心。多年來，人們往往對“體性”、“風骨”、“定勢”等術語的含義爭論不休，其實，它們不過是從不同側麵表述藝術風格。《體性》著重論述風格與創作個性即“情性”的關係。《風骨》側重探討風格理想，“風清骨峻”，清峻而遒麗的美，就是劉勰理想的風格。風格也與“體”（指文體和行文法式）有關。但劉勰認為，“體”是“因情”而立，而後才能“即體成勢”。須知，這裏的“勢”非單指文章氣勢，而是指與“情”、“體”自然適應的一種基本格調，仍屬風格的範疇。
五是“結藻清英，流韻綺靡”（《時序》）。
劉勰讚揚晉代文人的這句話，也可看成是對六朝藝“采”的肯定。《文心雕龍·聲律》是我國古代較早專研聲律的佳作。它不僅闡明了音聲的物質條件——各種發音器官的作用，指出了“高”、“下”、“飛”、“沉”、“雙”、“迭”等語音現象，而且還將“標情”與“比音”聯係起來，強調了“和韻”體現“滋味”、“風力”的根本意義。另一篇《麗辭》，則據我國審美傳統和漢語特點，順應當時駢儷化趨勢，提出了“體植必兩，辭動有配”的原則，並具體分析了“言”、“事”、“反”、“正”四種對偶的要領。劉勰反對死板和極端地講求對偶，而倡導“高下相須，自然成對”、“迭用奇偶，雜以節佩”的辯證法則。他還強調“麗辭”為“情”服務，要求“理圓事密”與“聯璧其章”相統一。《文心雕龍》本身的語言運用，較完滿地實踐了這些正確原則。
六是“任情失正，文其殆哉”（《史傳》）。
重視審美的倫理性和道德感，是我國美學的傳統特色。但如果把這種傾向引向極端，確易抹煞藝術的特殊性，“禮樂”觀就有此弊。但也應看到，“禮樂”觀畢竟蘊含重視文藝理性製約和社會功能的合理因素。這種合理內核在六朝的曆史積澱，便是劉勰“情采”觀中的“情正”說。劉勰主張，審美的“情”應當與“義”、“理”、“德”等倫理因素相統一，而反對“任情失正”。與此相關，劉勰十分重視作家的道德修養（《諸子》、《程器》）和“負海內之責”（《史傳》）的責任感。雖然，“情正”說具有封建倫理的深深烙印，在運用這種理論評論創作時也常常表現出保守和拘執，但是它要求“情”包含倫理的質素，將積澱著“理”的“情”與適當的“采”有機融合，確是一種合理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