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我們可以對古典“意境”的本質作如下界定：意境，就是指有濃重抒情味的作品所呈現出的，能真切地抒情、寫景的美好藝術境界。據此，我認為籠統地稱“意境”為“詩歌基本審美範疇”，甚至把它與“典型”這個美學基本範疇平列等同起來，是並不確當的。
二、意境的基本要求
正如前述，古典意境，是以真切地抒情、寫景為基本內含，“真”字是意境的核心。為達到“真”，“意境”說提出了三項基本要求：感情要真摯，形象要真實，語言要真切。
關於感情貴“真”，曆代詩人和論家多有論述。劉勰就主張“為情要約而寫真”。葉燮《原詩》外篇更講得痛徹淋漓：“詩是心聲，不可違心而出”，“使其人其心不然，勉強造作，而為欺人欺世之語，能欺一人一時，決不能欺天下後世。”袁枚力戒“偽笑佯哀”；黃宗羲深鄙“諂笑柔色”，也都是從反麵強調感情的真。王國維的“意境”說正是繼承了這一優良傳統，力主—個“真”字，而深惡“雕琢”、“敷衍”和“淺薄”。他頗讚同尼采關於文學要“以血書者”的觀點，也無非是提倡藝術創作要傾心吐膽。而且，他還進一步要求詩詞的“托興”、“寄慨”，與人類的命運聯係起來。綜觀他所稱許的詩詞，確也大都富有真情實感。他托名樊誌厚而作的《人間詞序》表明，他頗以其詞作的“往複幽咽，動搖人心”而自負。他並指出，感情的真還包括“對一草一木，亦須有忠實之意”，也即《人間詞話》所說的“能與花鳥共憂樂”。較之前人詞論，這也是一種新識見。
如何才能達到情真呢？對此，古代詩論家雖無集中探討，但也不乏頗有見地的零珠碎玉。如葉燮《原詩》內篇就提出“詩之基”的命題。他解釋道：“詩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後能截其性情智慧”。由他對杜甫詩的評論觀之，他之謂“胸襟”，即指詩人的“思君王、憂禍亂、悲時日、念友朋、吊古人、懷遠道”等深廣思想內容。趙翼有“深人無淺語”之說。所謂“深”，即指思想的深刻。隻有具備“胸襟”，詩作才會寄慨遙深、情真意切。有“胸襟”的真情從何而來？何紹基《與汪菊士論詩》有一段發人深省的話：“凡學詩者，無不知要有真性情，卻不知真性情者，非到作詩時方去打算也”，隻有平日“平平實實，自家體貼得性情，時時培護”，有胸襟的真性情才能“時刻流落出來”。王夫之“身之所曆，目之所見，是鐵門限”的話，更是發前人之所未發。在這個問題上．，王國維也發表了些正確意見。他認為，東坡、稼軒之所以“詞豪”，就由於他們有胸襟；如“無二人之陶襟而學其詞”，則無異於“東施之效捧心”；而“大家之作”之所以動人心魄，則“以其所見者真，所知者深”。本乎此，他高度評價了元曲“寫當時政治及社會之情狀，足以供史家論世之資”。但遺憾的是，由於階級立場、政治態度、生活道路、文化教養等複雜原因，他未能將這些積極的識見貫徹到底。最明顯的一個弊病，是他主張“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囿此偏見，他把“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視為李後主“不失赤子之心”的“長處”。這就與他前述的卓識形成不可調和的矛盾。次者，他有時還把“真”僅僅理解為抒寫真情，而不顧這“真”的品格如何。他斥“昔為倡家女”、“何不策高足”兩首情詩為“淫鄙之尤”故然大謬，但“無視為淫詞，鄙詞者，以其真也”的斷語，也同樣未為確論。這裏，透露出他將情與理割裂開的意向。《元劇之文章》認為“元劇最佳之處，不在其思想結構，而在其文章”，毫不掩飾地表露了這種不良傾向。
“真”的第二義，是形象的真實。所謂“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所謂“哀樂之意宛然”，即指此種要求。張戒《歲寒堂詩話》十分讚佩“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回還”兩句詩，就在於它們“能寫出天地愁慘之狀，極壯士赴死如歸之情”。而王國維則在前人基礎上拈出“不隔”二字，真可謂妙手偶得。所謂“隔”，就是空泛、枯燥、呆板，“如霧裏看花，終隔一層”；所謂“不隔”，則具依、形象、生動，“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出其口”。《人間詞話》所列例證，也大多較能服人。如“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二句，或表其惜春之思，或達其懷舊之情，均極活潑靈動，因而讚為“不隔”。而“數峰清苦，商略黃昏雨”，“高樹晚蟬，說西風消息”，就較平淡，幹枯，故而說“終隔一層”。
“真”字的第三義，是語言的真切。詩、詞是語言的藝術。真摯的感情，鮮明的形象，隻有通過精粹的語言，才能和盤托出。曆來對語言的要求原則甚多，但人們多標“真切”、“自然”以為宗。這個原則恰恰與情真景真的原則相應和。王國維繼承了這一傳統，倡導“其辭脫口而出，無矯揉妝束之態”，讚揚“語語明白如畫”，甚至一反傳統偏見，肯定元曲的“多用俗語”。這都是些合理意見。當然，這並非說，詩可以照搬生活中的原始語言。詩是高度精煉的藝術，較之其他藝術樣式，它特別注重於語言的錘煉。又由於古漢語單音詞甚眾，因而我國古詩論在強調“煉意”的同時，又多講究“煉字”。詩話詞話對“詩眼”中“字眼”的剖析，就是對“煉字”的研究。王國維《人間詞話》就多有此類條目。他對“鬧”字和“弄”字的稱許，就是一例。這兩個字之所好，就在於它們在各自的規定情景中，化靜為動，或寫出了盎然的春意及遊人的愉悅，或寫出了幽麗的夜景及旅子的孤寂。但無可諱言，古詩詞例話也往往脫離整體立意，過分誇大“煉字”、“煉句”的作用，表現出尋章、摘句．摳字眼的破碎、煩瑣特征。通觀王氏詞論，此弊也未能幸免。說稼軒《賀新郎·送茂嘉十二弟》“語語有境界”，即是一證。比較馮延己“柳外秋千出畫牆”和歐陽修“綠楊樓外出秋千”兩句詩中的“出”字，判定“歐語尤工”，也頗支離牽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