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你們知道你們是為什麼而作戰的。你們是為了保衛你們的民主生活方式而作戰的。這種生活方式，按照我所了解的，就是自由與和平的生活方式。
就西方世界與西方文明而言，問題的關鍵，乃是專製與民主的對壘。也就是自由對壓迫、和平對武力征服的鬥爭。
今天，太平洋區域問題的關鍵，和西方世界所麵臨的，毫無二致。那便是極權統治下的生活方式，與民主生活方式的對壘。換句話說，也就是自由與和平對壓迫與侵略的鬥爭。
西方問題的焦點，在於納粹的德國對西歐與英、美民主國家間的衝突。而太平洋區域的問題，在於中日間的衝突。兩方麵戰爭的目標是一致的。
基本上說，中日衝突的形態乃是和平、自由反抗專製、壓迫、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
為求徹底了解太平洋區域衝突的本質，我們必須就中日曆史事實，作一對照性的分析。
（一）中國在兩千一百年前，成為一個統一的大帝國。當時的日本，尚在軍國封建（幕府）製度的巔峰時期。自那時起，幕府製度代代相襲，延續至19世紀中葉，佩裏（Commodore Perry）迫其開放門戶，始告終止。
（二）兩千一百年來，政府官吏的產生，都是經由科舉考試的競爭選拔出來的。但日本呢？至少在近八百年來，都是武人政治。他們這個統治階級的地位，一直是不容許他人問鼎的。
（三）中國在權威鼎盛時期，也從不鼓勵武力侵略，而一向厭棄戰爭，譴責帝國主義的領土擴張行為。相反地，軍國主義的日本很久以前沿襲而來的國家理想一直都是向大陸作領土的擴張和妄圖征服世界。
上述這些曆史事實的對照，在中日兩國生活方式和文明發展上，是具有重大的意義的。這兩個民族的國民性和社會體製，也就在這些史實的推演中形成。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成為一個民主和平的國家，而日本成為一個極權黷武的民族的原因。
二
現在讓我們回顧一下中國的曆史，以便了解這種自由、民主、和平生活方式發展的過程。
遠在公元前221年，中國就已成為一個統一的大帝國。在統一之前，是一個漫長的諸侯割據時代，稱為春秋、戰國。在這個時期中（尤以公元前600—公元前200年間為最），具有創造性的發展的中國思想和文化大放異彩，與西方古希臘思想、文明的興起，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由於這個時期在學術、哲學上的成就，中國的自由、民主、和平觀念與理想，也就隨而產生。有關中國民主思想形成的哲學基礎，可以從下麵數例中，見其大要。
第一，是以“無為而治”的黃老治術為最高政治形態。老子和他的門人認為，最好的政治，是使人民幾乎不知有政府的存在；而最壞的政治，是人民畏懼政府。所以他主張：“一切聽其自然……無為而無不為。”
第二，是墨家的兼愛精神。墨子主張“非攻”。他一生的精力，都致力於傳布“博愛”及“國際間和平相處”的道理，這些道理他稱為是上天的意旨。
第三，是本著“人皆可教”的原則，產生了社會不分階級的理想。孔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及“有教無類”，正說明了這個道理。
第四，中國具有言論自由及政治上采納坦誠諫奏的悠久傳統。遠在公元前8世紀時，有一位政治家曾留下這樣一段名言：“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孝經》中引有孔子一段話說：“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第五，是人民在國家中占極重要地位。人民反抗暴政，乃天經地義的事。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又說：“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孟子的民主思想，說明人民可以抗暴，更可以誅戮暴君。
第六，是均產的社會思想。孔子說：“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蓋均無貧。”
以上是中國所以愛好和平與重視民主的一些理論性的、哲學性的基礎。這些觀念與理想，是在公元前3世紀，中國第一個學術成熟時期發軔於我們的先聖先賢，而且代代相傳到今天。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組主任胡默爾（A.W.Hummel）是我的一位好友。他對中國民主思想，曾對孟子的民主學說，表示以下的意見：“中國在兩千多年的君主體製下，不但革命的論調能夠存在，而那些含有革命思想的書籍，竟又用來作為考選政府官吏的依據，這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事。”
中國古代的許多哲學思想，也能在兩千一百年的帝國製度下，一一付諸實施。
（一）一個統一的大帝國，竟然形成和平與無為而治的政治作風。公元前2世紀，大帝國的版圖，和今天中國的版圖的廣袤幾乎一樣大小。在通信交通不像今日這麼發達的當時，要想統治這樣廣大的國域，真是談何容易。那時的始皇帝，想以軍國主義與極權領導統治這中國曆史上的第一大帝國，可是不出十五年時間，就遭到了為革命推翻的悲慘命運。繼之而來的，是中國的第二大帝國——漢朝，統治了四百年之久。漢朝政治家，由於曆史教訓的利益，決定建立一個和平統治的王朝，將無為而治的政治哲學付諸實施，逐步推行文人政治，使人民享有統一帝國生活的種種權益，而不受政府過分的幹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