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漢朝長期無為而治的文人政治製度實施的成功，以後各代，也大都相沿推行。
在上述期間，因為中國沒有強大鄰國侵犯，所以和平與軍備裁減的實現並無困難。當時雖有好戰的遊牧民族為患，然而尚不足以使中國走上擴充軍備與軍國主義的道路。所以無論就政治、哲學、宗教或文學而論，均視戰爭為大忌。
個人自由與地方自治精神，更是和平與無為政風下必然的產物。所以，中國政治一貫的特色，是被治理者個人主義的充分表現。他們盡量避免政府的控製和常常流露出無政府主義的思想。下麵的一首民歌，便是最好的例證：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鑿井而飲，耕田而食。
帝力於我何有哉！
這種“天高皇帝遠”的自由民主思想，不是采用無為而治的政風，是不可能產生的。
（二）由於封建社會早已廢棄，長子繼承權（宗法）製度也就隨之消失。漢代財產繼承的政策，是各子平均分配，而且不分貴族、平民，都已習為風尚。任何富戶，經三代分產之後，便已不複存在。所以，經過兩千一百年的均產之後，逐漸形成今天社會結構的民主化。
（三）兩千年來的科舉製度，更進一步使中國社會民主化。科舉製度起源於對儒學人才的需求。孔、孟儒學中的語言，雖然已經不是當時流行的口語，但卻是官方上下來往的文件與學術著作的標準語言。後來教育逐漸普及，科舉製度日益完備，取才對象的限製，也就日益放寬，科舉也就成了謀求顯達的唯一合法的而且光榮的途徑。由於限製放寬，貧苦子弟也可以逐步晉升到卿相的地位。後來考試範圍大都限於“四書”，更給予有誌的貧苦青年子弟接受儒學教育與中舉的機會。科舉製度的建立，正是孔子“有教無類”理想的具體實現。
（四）長子繼承（宗法）製度的及早廢除和公開科舉取士製度的實施，是中國人爭取平等的奮鬥，而監察製度的實施，又是中國人爭取自由的奮鬥。中國在上古時代，即有監察製度的實施。負責監察的大臣，往往不顧專製君主的憤怒，直言進諫。後來不但禦史台可以諫奏，凡是有頭銜的官吏都享有這種諫奏的權利。因此演變出一種帶有宗教色彩的傳統——最昏庸的國君，對直諫的臣子，也不敢嚴加處分。國君對諫奏的容忍，一向都被認為是一種最高的美德。那些因為諫奏而遭到嚴刑重罰，或被暴君處死的忠臣，一向被尊崇為維護人民利益、反對暴虐統治的英烈之士。
（五）最足以表現中國人積極爭取自由的一麵，是學術生活和傳統。中國思想史上最輝煌的時期，呈現出獨立思想和大膽懷疑的精神。至聖先師孔子的教言中即有“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及“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中國的思想自由和批評精神，就是在這個“合理懷疑”的偉大傳統中培養起來的。1世紀時的王充，對當時所有宗教思想與玄學觀念，曾以高度的科學方法，站在哲學的觀點，大膽地加以批評。於是這種批評精神，使中國從中世紀風行一時的釋、道二教中解放出來。就是在儒家本身，也一樣充滿了獨立思想與批評、懷疑的態度。譬如對孔學典籍的批評，很久以前就已蔚為風氣。凡經學者證明為偽冒或篡改的卷冊、章節，不管世人如何重視，都能毫不猶豫地加以駁斥。這種自由批評的風氣，到9世紀後期，更加顯著。於是自由派學者對一切主要孔學典籍，均抱有絲毫不苟的疑問態度。
在過去半個世紀中，中國的社會和政治思想，也接受了這種懷疑和批評精神的洗禮，而具有懷疑與批評的特性。在這個時期的中國思想領導人物，幾乎都曾對民族文化遺產作過批評性的研究，而且對每一方麵的問題，都當仁不讓地予以檢查及懷疑和嚴厲的批評。因此，無論宗教、君主政體、婚姻及家庭製度，以至於聖賢本身，都在評論之列，以確定其在新時代、新世界中的存在價值。
這裏要請諸位特別注意的一點是：中國這種學術上的自由批評精神，不是舶來品，而是固有的。去年（1941年），在我問美國國會圖書館存放先父尚未出版的一些手稿時，我曾向該館當局指出：這些資料，是先父八十年前在一個老式大學（龍門書院）中研究時使用的。其中每頁都用紅色印刷體記載如下的字樣：學生首先須學會以懷疑的精神來研討課程……哲學家張載（1020年—1077年）曾說：“於不疑處有疑，則學進矣。”
這種自由批評與懷疑的精神，使我們推翻了君主專製，廢棄了教育與文學上純以文言為工具的傳統，而為今日中國帶來了一個政治與社會革命，及文化複興的新時代。
三
再看日本曆史，那真有天壤之別！
日本曆史，在政治組織上，一直是極權統治；在學術上，是愚民政策；在教育上，是軍事化訓練；其抱負，則是帝國主義的思想。
日本曆史上的極權獨裁政治，是它國內外觀察家有目共睹的。日本曆史權威喬治？桑森姆爵士（Sir George Sansom）曾說：
約自1615年起，日本即在寡頭政治統治之下。統治的方法，多與現在極權國家所用者相同。它的特征是：統治者自選幹部；壓製某些階級，使其無所作為；限製個人的自由；厲行節約；多方壟斷；各種檢查；秘密警察；“個人為國家而存在”的教條。至1868年，這一政權雖被推翻，但繼起而代的，並不是一個受大眾歡迎的政府，而是一個強大的官僚集團……因而奠定了日本極權主義特質永恒不變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