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於1940年9月起草並簽署《軸心國聯盟條約》的前日本駐羅馬大使白鳥（Shiratori），對日本曆史的評論，比桑森姆爵士更為露骨。他說：“過去三千年中，日本民族成長的基本原則，就是極權主義。”
因此，日本之所以甘心加入軸心國，而且把這種做法視為它一貫的國策，是有其曆史背景，並非偶然的。
其二，是關於日本愚民政策的諸多記載。也就是在學術上，對傳統與權威的無條件接受。日本學者，對某些神話、傳說，是不容許存有懷疑態度的。譬如日本皇室與貴族衣缽相傳的神聖性，太陽女神，公元前606年2月11日為日本帝國開國日（或稱為大神傳下鏡子、寶石、寶劍三件聖寶的帝國的創建日）。
日本帝國大學教授Telsujiro Inoue（井上哲次郎）在他的一部代表作中，大膽地表示了他對伊勢神宮（Ise）中三件聖寶的看法。他認為上述傳統的說法，有待研究。這位井上博士這一點輕微的存疑，闖下了數年遭受迫害的大禍。他被逐出帝國大學，在暴眾的圍攻下，打得一目失明。但是沒有一位學人敢於挺身而出，為他的遭遇，或為他的科學懷疑精神加以辯護。
自然，在學術獨裁與暴力把持的氣氛下，不但危險思想要受到查禁，所有其他思想也都被認為是有危險的成分。
其三，是上述曆史傳統，說明了日本所以迅速發展成為一等武力強國的原因，揭穿了曆史上最大的迷惑：何以在所有非歐洲國家中，唯有日本能吸收西方文明，在軍事上獨占鼇頭？而中國、印度、波斯（伊朗）、高麗、越南、暹羅，又何以不能？日本之所以能迅速軍事化，乃是因為它的統治階級——大名和武士——是在軍國主義傳統的教育、訓練中熏陶出來的。而統治階級的所作所為，又是全國上下積極效法的榜樣。
因此，日本在短短數十年間，培育成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傲視一切非歐洲國家，自亦不是偶然的事了。
其四，是上述曆史傳統，也說明了日本帝國主義擴張的一貫政策。五百年來，日本的國策與理想，不外是向大陸擴張與征服世界。
三百五十多年前（1590年），日本中古時代的英雄豐臣秀吉（Hideyoshi），曾致書中、韓、菲、印、琉球，說明他征服世界的計劃即將付諸實施。現在我將他致高麗國王書信的譯文，引述一部分如下：
日本帝國大將豐臣秀吉，致高麗國王陛下……秀吉雖出身寒門，然家母孕育秀吉之夜，曾夢日入懷中。相士釋夢，預言秀吉命中注定，世界各地，陽光照射之處，均將為我統治……天意所示如此，逆我者皆已滅亡。我軍所向披靡，攻無不克，戰無不勝。今我日本帝國，已臻和平繁榮之境……然我不以於出生之地安度餘年為足，而欲越山跨海，進軍中國，使其人民為我所化，國土為我所有，千年萬世，永享我帝國護佑之恩……故當我進軍中國之時，希國王陛下率軍來歸，共圖大業……
高麗對該書，並未給予滿意的答複，於是秀吉遂在1592年年初，派遣三十萬五千大軍，渡海經高麗侵略中國。此一師出無名的戰爭，曆時七年之久，後因秀吉死亡，始告結束。
戰爭爆發之初，秀吉的預定計劃是這樣的：1592年5月底前，征服高麗。同年底以前，占領中國首都北京。這樣，到1594年，新日本大帝國將在北京建都，日皇在北京登基，而秀吉本人則在寧波設根據地，進而向印度及其他亞洲國家擴張。
秀吉的計劃雖未能實現，但三百五十年來，他卻變成了日本民族的偶像。數十年來，亞洲大陸與太平洋地區所發生的一切，與近數月來所發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而是秀吉精神複活的確證。
今天，這個獨裁的、愚民的、黷武的、瘋狂式帝國主義的日本，正是我們麵臨的大敵。我們已經和這個勁敵浴血抗戰了五年。而今天代表全人類4/5的同盟諸國，也正在和這一帝國主義者及其他軸心國家，進行全麵的殊死之戰。
四
由於上述兩種截然不同的曆史背景而產生了兩種根本對立的生活方式。今天，中國人民的自由、民主、和平方式，正麵臨著日本獨裁、壓迫、黷武主義方式的嚴重威脅。
中國對日抗戰的第一個理由是，我們不僅反對日本帝國作風的重振，不僅反對日本在中國領土上推行其君主政體，而更是反對它雄霸亞洲和征服世界的野心，所謂“神聖的使命”。
中國對日抗戰的第二個理由是，我們中國人把懷疑看作一種美德，把批評看作一種權利。因此我們不願意讓一個“視一切思想均有危險性”的民族所統治。
中國對日抗戰的第三個理由是，中國人民一向愛好和平，厭棄戰爭。因此，我們不願意在一個黷武好戰、夢想征服世界的民族奴役之下苟生。
（本文為胡適1942年3月23日在華盛頓納德裏克俱樂部的演講，張為麟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