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生就是一種權威，他盡情地放縱自己參與大論戰。但他後來隻有閑暇與那些在著作中附有索引的人論戰了，不過他一直在勇往直前。自從他從西域探險歸來之後，那些陰險的攻擊便把他作為靶子而瞄準了；當他被提名為法蘭西學院教授的候選人時，這種攻擊又激化成了一場真正的誹謗誣蔑大戰。但這一切僅造成了很短時間的混亂，以至於使他名噪一時，他對這一切泰然處之。這個或那個失望的收藏大家們的謾罵、卡爾·亨茨（C arl H entze）或馮·佐奇（V on Zach）那武斷的批評都未能阻礙他。這後一些批評甚至在德國本地還引起了伯希和心腹們的許多反駁。他說：“僅僅是其後果使我感興趣，任何理論體係和任何門戶係統都不在我的視野之內。”
在最後的20年間，伯希和以一位國際專家的麵貌出現。首先是在亞洲藝術專業方麵，他經常應邀在該領域中發表自己的看法；其次是在政治專業領域中，他在該領域中根據曆史而對現實提出的看法，這就使他的生存變得如魚得水了。他那既滔滔不絕而又胸有成竹的講演，有時是細聲細語，有時又是因爆發一種出乎預料的聲音而鏗鏘有力，從而迫使聽眾注意他。其施教的特點，由此導致的要求，使得他隻有很少的門徒或學生，更不用說他的繼承人了。他的學生們都知道，其朋友和同事們也都知道，他確實關心幫助那些勤奮工作的人，以確保東方學能具有持久性或常設性。在我們今天，這些研究的地位仍需要捍衛，其中的文化（伯希和的研究是文化必不可缺的組成部分）受到了威脅，我在很大程度上感到了我們這裏該多麼缺少他的存在啊！伯希和在一種略顯粗獷的外表掩飾下：隱蔽著一種高度的敏感性，一種真正的寬宏大量。任何人都不會忘記，當宣布了他的老同學馬伯樂（H。M aspero）悲慘死亡的噩耗時，伯希和脫口而出的那些話。
總而言之，在那些曾接近過伯希和的人的心目中，所留下的始終都是一位強人的印象。他性格很堅強，不可戰勝和不肯調和。他身體很強壯，從而可以使他從事過度艱巨的工作，也就是從事比其他工作更有損於健康的事業。他該有多少次於書堆中突然迎來黎明。他說：“我有旅行的時間，因為可以在旅行中睡覺。”他具有在語言學領域中勤勞耕耘的實幹家之氣質：既自由自在又能自製、既狂熱又受約束。如果說在其他地方用於人類的“天才”一詞，在我們於此代表的學問中尚保持了某種意義的話，那麼我就會毫不猶豫地希望把它運用到伯希和身上。
（譯自巴黎1950年出版的《法國金石和美文學科學院會議紀要》，第4輯）
後 記
伯希和生前未能實現他刊布這套筆記的願望。他死後，這項任務就落到韓百詩身上了。韓百詩（LouisH am bis，1906—1978年）是伯希和的弟子和未竟事業的繼承人，他是法國當代最著名的蒙古和中亞史學家，先於1942—1947年間在法國東方現代語言學院教授蒙古語言與曆史文明課程，後於1947—1950年間在中國任巴黎大學北京漢學研究所所長，1952年任高等實驗學院第4係的研究導師，從1965年起主持原來為伯希和專設的法蘭西學院的中亞曆史和文明講座，1959—1973年任巴黎大學高等中國研究所（該所現已劃歸法蘭西學院）所長。1973年退休後，韓百詩專門主持由他一手創建的法蘭西學院亞洲研究所中亞和高地亞洲研究中心（這部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的編輯與出版單位）的工作。他還長期任法國亞細亞學會的副會長等職務。
韓百詩有關蒙古和中國西域的著述甚豐。伯希和在敦煌與中亞（特別是庫車地區）的許多考古文獻檔案資料都是由他負責主持刊布的。如《圖木休克》（1964年，文字和圖版各一冊）、《庫車》（1982年才出版，文字和圖版各1冊）。《敦煌的幡與畫》（1974年，文字、圖版、題識各1冊）、《敦煌的織物》（1970年，1冊）等書籍都是由他主持編輯出版的。他本來雄心勃勃地準備出版27卷之多，可惜，自他於1978年去世之後，這項工作進行得很緩慢。伯希和的這套筆記的出版本來已列於韓百詩的項目中了，而且也曾為此做出了積極的準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