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項羌也是一個聚合吐蕃各部，包括漢、回鶻以及西北地區其他民族成分而形成的一個新的族體。
在因民族間的戰爭造成大規模的民族流動（包括迫遷），從而造成民族大雜居的形勢，進行強製性民族融合的同時，一些少數民族人民因避難、經商等各種原因大量自發內遷，也是蘭州形成多民族地區的一個重要源頭。
蘭州地區的多民族文化，主要是來自東麵的漢族傳統文化，西邊的印度、中亞的佛教文化和伊斯蘭文化，以及來自北邊的遊牧文化。
魏晉南北朝時期，先後占據蘭州地區的遊牧或半遊半牧民族政權將“胡”文化帶入蘭州地區，既豐富了蘭州地區原有的農耕文化，又促進了蘭州地區的畜牧文化的進一步發展。唐代，吐蕃對包括蘭州在內的河、隴地區的統治，造成了吐蕃人學習、吸收漢族文化的機會和條件。同時，也給蘭州等吐蕃統治範圍內的各民族提供了學習吐蕃文化的機會。唐代《張司業集》中有一首《涼州詞》，是寫吐蕃統治時期的情況：
驅我邊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
去年中國養子孫，今著氈裘學胡語。
《全唐詩》也收有一首王建的《涼州詞》，是描寫涼州陷於吐蕃後的情況：
多來中國收婦女，一半生來為漢語。
蕃人舊日不耕犁，相學如今種禾黍。
從詞中我們可以看出，漢民族和吐蕃雜居後，漢人學習吐蕃文化，著氈裘，學胡語，即穿著吐蕃服，學說吐蕃話；而吐蕃人也在學習漢民族的文化，“蕃人舊日不耕犁，相學如今種禾黍”，即以前不從事農耕的吐蕃人，向漢人學習農耕技術，從事農耕作業。於是，農耕民族的“漢”文化在與吐蕃的遊牧文化的激蕩交彙中，逐步在衝突中走向融合。這兩首詞雖然寫的是涼州，但它卻是整個吐蕃占領區的具體寫照。蘭州當時也在吐蕃統治之下，應當和涼州的情況是一樣的。
蘭州地區在先秦時期，主要居住的是羌人，秦漢以後，這一帶的羌人仍然活動十分頻繁。魏晉南北朝以後，雖然逐漸融合於漢民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之中，但羌文化也同時滲透於各民族的文化生活之中。羌人在佛教傳入前主要信仰巫術，崇敬鬼神。祭山、還願、占卜、安神、驅鬼、治病、除穢、招魂、消災以及男女婚姻、新生嬰兒命名、對死者的安葬和超度等，均離不開巫師。羌人的這些民族信仰，有相當一部分在今天的蘭州地區仍然或多或少地留存著，如還願、占卜、安神、驅鬼、治病、除穢、招魂、消災以及男女婚姻、新生嬰兒命名、對死者的安葬和超度等，隻不過在蘭州隨著道教、佛教影響的逐步擴大，專業巫師的職能漸漸淡化，其職能逐漸被道士和和尚所代替。但在部分地區，新中國成立前仍有巫師跳繩捉鬼的。
羌人有著非常發達的民族文化，曾經在包括今蘭州在內的古金城範圍內，創造了聞名於世的彩陶文化。到魏晉以後，居住在蘭州西部河湟地區的羌人的手工業也較為發達，據史料記載，西漢時西羌已經使用鐵矛、弓箭等武器，且大多為羌人自己製造。魏晉南北朝時，河湟地區的羌民還與漢人等參與各種城鎮和橋梁建設，如西秦的新城勇士城、苑川西城、嵻城以及枹罕飛橋、吐穀渾的河厲橋等均有羌族人民的一份辛勤勞動。
枹罕飛橋是乞伏鮮卑在蘭州建立西秦政權後，於乞伏乾歸執政時在枹罕（今甘肅省臨夏市）修建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枹罕是絲綢之路上的一個重要城鎮，枹罕“飛橋”是鮮卑、羌等居住在河湟地區的各民族群眾在絲綢之路上最早架設的一座跨黃河的全伸臂木梁橋，它的修建對暢通絲綢之路，促進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發揮了極大的作用。據有關史料記載，枹罕飛橋在義熙三年即已建成並投入使用。由於這種橋建造不用橋墩，而是根據力學原理，用巨木從河左右兩岸層層鎮壓，向河中心延伸，待兩岸伸出的木梁相距10米左右時，用大圓木、板材將兩邊連接起來，飛架於河穀陡岸之上，狀似淩空飛越，故名“飛橋”。
這座橋的橋址，後人說法不一，但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建於永靖縣炳靈寺“姊妹峰”上溯黃河約5公裏處。這裏為黃河峽穀，兩岸壁立，河麵狹窄，最適宜建伸臂木梁橋。至今，在那一帶的黃河南岸還有橋灘的地名。橋灘位於炳靈寺石窟隔河對岸，為一石灘，灘上巨石大如房屋。其中一巨石上刻“龍窩”、“萬笏朝天”等字，並刻有吳調元的一首無題詩，其詩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