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自古就是西北邊陲，既是連接內地與新疆、青海、西藏等地區的樞紐要道，又是與歐州、中亞地區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通道上的一座關隘性城市，因此，對絲綢之路的暢通、中西經濟文化的交流做出過重要貢獻，同時，由於其自身既為絲綢之路上重要的樞紐城市，又是絲綢之路上中原和西域經濟、文化交流的中介點和集散地，因而通過絲綢之路，也極大地促進和發展了蘭州自身的曆史文化，孕育和培養了蘭州的士人文化。
絲綢之路的開通與蘭州絲綢之路重鎮的形成
絲綢之路的形成和發展
古老的絲綢之路把世界的東方與西方連接起來，就像一條光輝燦爛的彩帶，將古代亞洲、歐洲、非洲的古文明聯係在了一起，通過政治、經濟和文化等的不斷交流，從而孕育了光輝燦爛的古代文明。在延綿數千裏的絲綢之路古道上，留下了大量的文明古跡，有舉世聞名的敦煌、神秘的樓蘭古國，有古金城的炳靈寺石窟、號稱天下第一橋的古金城黃河上的乞伏氏飛橋、傳說建於唐代的有“中國伸臂木梁橋的代表”之稱的蘭州握橋，也有玄奘西行取經時在蘭州金城關下西渡黃河的白馬浪等。在古絲綢之路沿線，至今留存著古代東西方文明的交流結晶，有令後世驚歎的東西方藝術珍寶，有凝集著古代勞動人民智慧的發明創造，也有異彩紛呈、撲朔迷離的古文字，這一切，都向人們傳達著古代超越國界和民族差異的精神共鳴。
西漢武帝時期，漢王朝經過文景之治，國力日漸強盛，打擊匈奴，打開西域通道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漢王朝便作出策動西域諸國與漢朝聯合，共同打擊匈奴的計劃，首先派遣張騫前往此前被匈奴冒頓單於逐出故土的大月氏。因為烏孫和大月氏原來是在包括蘭州部分地區的甘肅河西走廊，它被匈奴驅逐出去後，遷至中亞地區，漢武帝要聯合烏孫、大月氏打匈奴，就是要采取兩麵夾擊戰略，為了這一政治目的，派張騫西去。建元二年（前139年），張騫帶一百多隨從從長安出發，途中被匈奴俘虜，遭軟禁長達十餘年。逃脫後繼續西行，先後到達大宛國、大月氏、大夏。張騫這次西行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原因是當時月氏西逐大夏人，占領了媯水以北地區，一方麵是那裏土地肥沃，適於農耕；另一方麵是受希臘文化影響，已由遊牧過渡為農牧結合的定居生活，所以已無仇胡之心而不願回歸。張騫回國後，向漢武帝詳細報告了西域諸國的情況，包括各國的風土人情、實地物產等等。這個報告對漢武帝及漢政府了解西漢以西的情況非常重要，對漢武帝下決心通西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範文瀾先生在他的《中國通史簡編》中說：“張騫生還，帶來了有關西域諸國的新消息，從而促成了東西文化的交流，他的生還，是人類曆史上一件值得紀念的大事。”所以漢武帝後來就決定通西域，派兵到西域去，最後統一了西域。
這是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各國，史書上把他的這次西行看作是空前的探險，因而譽為“鑿空”，所謂“鑿空”，即探險的意思。自從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各國，霍去病西北斥逐匈奴後，漢王朝對控製西域的戰略目的發生了一些變化，即由當初單純為了製禦匈奴，變成既要製禦匈奴，又要“廣地萬裏，重九譯，威德遍於四海”。於是漢武帝於元狩四年（前119年），再次派遣時任中郎將的張騫出使西域，為斥逐匈奴作準備。張騫用四年時間先後到達烏孫國、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國。據有關史料記載，為了促進西域與長安的交流，漢武帝招募了大量身份低微的商人，利用政府配給的貨物，到西域各國經商。這些具有冒險精神的商人中大部分成為富商巨賈，從而吸引了更多人從事絲綢之路上的貿易活動，極大地推動了中原與西域之間的物質文化交流，同時漢朝在收取關稅方麵取得了巨大利潤。但是在這一時期，匈奴雖被斥逐，但並未消滅，仍不斷騷擾。為進一步加強對西域的控製，漢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漢王朝在西域設立了西域都護府，直接管轄西域，從此，絲綢之路開始進入繁榮的時代。
絲綢之路就其主要線路來說，有北、中、南三條道路，經過蘭州的是絲綢之路中路的中段。西漢時屬隴右道中的關隴道，這段道路是聯接關中和隴右的交通要道。關隴道自西漢京都長安（東漢時為京都洛陽）起，至甘肅中部地區的黃河岸邊諸地，分為蕭關道和關隴道。關隴道東起縣，接回中道，西經隴關，越隴山西南行，經清水、上邽、冀縣，至隴西郡治狄道，然後由狄道北行，至金城過黃河到河西。或者由狄道西行至枹罕，西北行至允吾過黃河，再北行至令居，西行溯湟水至臨羌，至河西走廊。
東漢時，絲綢之路經過蘭州的道路有關隴道與略陽（今甘肅秦安縣東北）道兩條，略陽道是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年（26年）來歙征討隗囂在隴山中開出的一條從隴關直通略陽的通道。由略陽道到金城縣，需要渡過黃河，渡河地點在現在的西固地區，具體大約有三處，一是位於今西固區西沙黃河大橋附近的金城渡，二是位於今西固區河口一帶的新城津，三是位於今西固區八盤峽一帶的八盤渡。
到魏晉南北朝時，中國處於內亂狀態。由於內患的不斷增加，北方遊牧民族紛紛南下牧馬，在黃河流域建立了許多遊牧民族政權，導致了絲綢之路三絕三通的出現。西方在公元395年，也就是東晉孝武帝太元二十年，羅馬帝國也分裂了，波斯也衰落了。所以在這一時期，絲綢之路進入比較簫條的時期。這一時期，絲綢之路經過蘭州的路段基本走向為出洛陽或者長安，經雍州、秦州、隴西等地進入蘭州，然後在蘭州渡過黃河西去。
隨著中國進入繁榮的唐代，西北絲綢之路再度引起了中國統治者的關注。為了重新打通絲綢之路，唐王朝借擊破突厥的時機，一舉控製了西域各國，並設立安西四鎮作為中國政府控製西域的機構，新修了唐玉門關，是中國境內連通絲綢之路上的重要關隘之一。在古代中國，經營西域最盛的就是唐朝，唐王朝在控製西域各國和中亞的一些地區，並建立了穩定而有效的統治秩序後，不僅對整個新疆地區進行直接統治，而且在中亞地區直到波斯的東境，也設立了16個都督府，進行名義上控製。當時西域小國林立的曆史基本解除，唐朝的交通線路，交通組織，又都是最完備的，已經發展到了一個非常高的階段，因而使絲綢之路更為暢通。新的商路支線被不斷開辟，從而使絲綢之路在唐代再度進入繁榮時期。
這一時期，絲綢之路的交流範圍也進一步擴大，不僅有經濟交流，文化交流也興盛起來，往來於絲綢之路的人不僅有商人和士兵，也有為尋求信仰理念和文化交流的人們。於是，中國大量先進的技術傳到其他國家，其他國家的佛教、祆教、景教等也通過不同的途徑傳到中國，極大地滿足了唐朝人在文化方麵的需要。
安史之亂以後，唐王朝於唐德宗貞元六年（790年）左右退出了新疆，絲綢之路開始慢慢衰落。至唐末五代時，海上絲綢之路出現，陸路上的絲綢之路逐漸被取代。
唐代，蘭州已由秦漢時期的邊塞重鎮、魏晉南北朝時期各民族政權交替爭奪的軍事戰略要地變為國家的腹地城市，經過蘭州地區的絲綢之路有三條道路都經過蘭州。一是絲路東段關隴南道，這條道路從長安或洛陽起，越隴山至臨州治所狄道，出狄道西北行，越沃幹嶺，沿阿幹河穀至蘭州治所金城（今蘭州市城關區），從金城關一帶渡過黃河，西北行至逆水（今莊浪河），沿逆水河穀去河西走廊。二是絲路東段關隴中道，這條路自長安或洛陽西行，越六盤山至會州治所會寧，自會州西行至蘭州，經蘭州西去。三是唐蕃古道，也稱吐蕃道。唐蕃古道是指絲綢之路東段的吐蕃道，其部分路段同絲綢之路河西道基本平行。這條道路是唐貞觀八年（634年）開通的，自關隴南道經河州，至鄯州治所湟水縣（今青海樂都大小古城），或由關隴中道經蘭州至鄯州，再西南至吐蕃、尼波羅（今尼泊爾）、印度的道路。全線分為東段河湟道，中段吐蕃道和西段尼波羅道。絲綢之路與唐蕃古道都經過蘭州，在蘭州交彙，從而使蘭州地區成為東西交通樞紐和重鎮，其戰略地位與民族特色更為突出。
宋代的蘭州地區先後被金、西夏部分或全部控製，成為幾個政權對峙、爭奪的地區。由於當時北方草原絲綢之路全線在遼、金、西夏的控製之下，宋王朝所需的軍用戰馬全靠吐蕃地區供給，於是出現了茶馬互市形式的絲綢之路貿易。宋代經過蘭州地區的絲綢之路路段，由於控製這一地區的政權的變換而有所變化，大體是由東京開封經西京洛陽至長安，沿傳統道路經西安至會州，至蘭州，經蘭州至宗哥城（今青海樂都大小古城），轉東北至西涼府西去。
蒙元時期，陸路絲綢之路重新開通，且比較發達，不過這種發達隻是落日餘輝罷了，隨著蒙元帝國的滅亡，也就失去了作用。元代的絲綢之路的起點延至大都（今北京），線路也有所變化。經過蘭州的道路為絲綢之路南道。由大都至奉元（今西安），至鳳翔，西北行，過隴關，越六盤山，經定西至金城（今蘭州市榆中），再經定遠鎮至蘭泉驛（今蘭州市武都路與永昌路交叉處的原永昌路百貨大樓一帶），然後渡黃河，經莊浪（今永登）西行。
蘭州絲綢之路重鎮的確立
蘭州成為絲綢之路重鎮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
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為進一步加強邊境防守力度，分段從令居（今蘭州市永登縣南）築長城，一直延伸到敦煌，並在長城內修築有道路。修築的長城是防禦羌胡的軍事屏障。而沿長城修築的道路，因長城帶上駐有重兵，這些士兵除守衛邊防外，還有保衛長城帶上道路暢通的責任，因而這條道路行走起來是比較安全的，所以既是一條重要的軍事交通線路，又是一條較為安全的商貿、文化交流的線路。此時的絲綢之路雖已粗具雛形，但全線並未開通，故蘭州仍然隻是一個軍事重鎮，還沒有成為絲綢之路重鎮。
在漢“斷匈奴右臂”後，絲綢之路雖已初步打通，但西漢赴西域各國的使者，西域各國赴西漢的使者，往往受到康居、大宛、烏孫、匈奴的刁難，直至殺害。其中，大宛劫殺漢使，直接引發了一場戰爭。李廣利降服大宛後，中亞、西亞的交通孔道全線開通。此時，蘭州在絲綢之路上的地位有所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