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經濟活動是士人文化活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蘭州士人在積極投身地區經濟開發，促進區域經濟發展中做出了重大貢獻，其中的一些重要成果如在對蘭州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結構的定型、對蘭州近代工業的形成和發展、對蘭州乃至整個西北東西交通的暢通等方麵都起了重大、甚至決定性作用的同時，又作為蘭州曆史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被長久的保留了下來。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由段續引進並仿製改造的黃河水車。
宋元以來，由於蘭州地區濫伐樹木、亂墾牧地、過度放牧以及戰火破壞，生態環境日趨惡化。明清時期，蘭州社會經濟中農業的主導地位進一步得到確立和發展，但是，由於幹旱少雨，水利設施落後，農業乃至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受到嚴重製約，解決水利問題成了當務之急。水車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由士人段續引進並仿製改造成功的。水車的使用有效地發展了當地灌溉和農副產品的加工業，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蘭州地區經濟的發展。
水車，又名翻車、天車、筒車。明宋應星著《天工開物》中有較為詳細的記載：“凡河濱有製筒車者，堰坡障流，繞於車下，挽水入筒，一一傾於梘（讀見，過水槽）內，流入畝中，晝夜不息，百畝無憂。不用水時，栓木礙止，使輪不轉動”。
蘭州黃河沿岸的水車是段續仿製並改造而成的。
段續，是蘭州市段家灘人，嘉靖二年癸未科進士，明代著名理學家段堅的侄重孫。考取進士後，出任都察院雲南道禦史，卓有政聲。次年因“大禮議”案獲罪，貶河南郾城縣丞，後遷杞縣知縣，政績顯赫，頌聲載道，先後升湖廣參議、密雲兵備副使等，晚年辭官歸裏。
段續在西南諸省任職期間，見筒車提灌十分便利，為家鄉計，便察其構造原理，繪圖帶回蘭州，幾經試製，未獲成功，再赴南方考察學習。回蘭後親手設計製作，反複實驗，方得成功。段續引進改製的水車為木架圓形大輪，根據堤岸高低之不同，輪的直徑10～30米不等。每掛水車都由碼頭（亦名柱）、托梁、車軸、大輻條、綱線與登棍子、括水板、水鬥、掌盤與鶯架、淌水槽等部分組成。對段續引進改造成功的蘭州黃河水車，《甘寧青史略正編》卷30記述甚詳：“至黃河兩岸不能開渠之處，又有水車，其車形如輪，輻二三丈至四五丈不等。輪徑小者四五丈，大者八九丈。用二木夾軸，高擎，下入河流，上出河幹，輪周圍斜掛木桶，水激輪轉，順承倒泄，空中高架木槽，承水引入河幹，分灌隴畝，計一輪可灌七八百畝，雖係人力，亦一水利也。”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段續改製的第一掛水車在段家灣，即今蘭州軍區後勤部以東一裏的黃河南河道開始轉動，黃河水被高大的水車倒挽而上，流進幹涸的土地。此後，以其提灌甚便，黃河兩岸農民爭相仿製，水車數量迅速增加，至清末，蘭州黃河沿岸水車增至157掛，其中河北岸41掛，南岸84掛，河灘32掛。1952年，全市水車猛增至252掛，提灌麵積達10萬畝，既為岸上農田帶來灌溉之利，也給古城增添了獨特的韻致。
目前，水車已經成為蘭州珍貴的曆史文化遺產，其製作工藝已被國家文化部列為第一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單。
蘭州位處黃河上遊，黃河自西固區達川鄉進入市境，經安寧區和七裏河區、城關區、榆中縣、皋蘭縣，至白銀市白銀區水川鄉蔣家灣東部榆中與白銀交接地帶，經烏金峽出境，境內全長150.7公裏，基本分蘭州為南北兩大部分，成為蘭州地區阻隔交通的天塹。加之黃河兩岸群峰綿亙，溝壑縱橫，數十條洪溝分隔蘭州盆地為許多相對獨立的小塊，非橋渡無以暢通交通。唐代，今河口一帶已有浮橋，唐蕃使臣大多經此橋而渡。宋紹聖四年（1097年），北宋收複蘭州後，為扼守這一軍事重鎮，修複金城關，並在關下架設浮橋。以上橋梁的架設，既有重要的軍事交通意義，也有較大的經濟和生活交通意義。但在中國交通設施建設，特別是跨黃河橋梁建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則是明代建造的鎮遠橋。這座橋的建成，是蘭州地方官府和地方士人共同努力，為蘭州、甘肅乃至整個西北地區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麵做出的巨大貢獻。
鎮遠浮橋先後架設了三次，第一次是明洪武五年（1372年），由蘭州衛守禦指揮僉事趙祥為渡河濟師而建，師還即予以拆除。橋址在城西七裏黃河上。第二次是洪武八年，衛國公鄧愈在城西約十裏造橋以通往來，濟師遣餉，名“鎮遠橋”。最後一次是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蘭州衛指揮僉事楊廉移建於白塔山下。鎮遠浮橋自明初建成至20世紀以前，曆時500多年，一直是黃河上遊“控扼要衝，道通西域”的唯一橋梁，在大河橋梁史上占有光輝地位。自明代以來，這座橋成為由青海、西藏、新疆等地去長安的主要津梁，中外商人、使臣、遊客等多在這裏過往。清代齊世武《天下第一橋記》中說：“此橋西通張掖、武威、酒泉、湟中諸鎮，凡塞外部落重繹來王者，莫不經此橋而東以達於京師，若置郵商旅藉以濟者，更無俟言。是橋之設顧不重哉。”茅以升《中國古橋技術史》說：“曆史上在黃河修建過的不少著名的浮橋，到清代隻剩下了鎮遠浮橋一座，雖然規模遠不如蒲津橋，但還是稱為‘天下第一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