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蘭州市提出了打造文化蘭州的命題。2005年，又決定申報國家曆史文化名城，編纂《蘭州曆史文化》，這無疑是推動蘭州經濟社會與文化事業發展的一項重大舉措。
按照編寫分工，本冊的主要內容是士人文化。
學術界一般認為，人類文化從其層次上分，有上層文化和下層文化兩部分（也有學者將其分為上中下三部分，即皇家文化、士人文化、平民文化），上層文化是士人文化、典籍文化，是陽春白雪的文化；下層文化則是大眾的、民間的文化，是下裏巴人的文化。
士人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士”在不同的曆史時期有不同的含義，在中國古代社會中“士”是指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特定社會階層，後演變為對知識分子的泛稱。秦漢時期，士的內涵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士，稱為士大夫時，可以指軍隊中的將士，也常常是在中央政權和州郡縣供職的官吏的泛稱；稱為士人時，則一般特指具有較高封建文化素養、從事精神文化活動的知識分子。魏晉時期，九品中正製確立，品評士人之權收歸政府。凡由中正品評者，皆據其德行才能、家族閥閱而給予不同品第（鄉品），然後授予各種官職。於是，士人遂具有了某種特定階層的含義。凡九品以上官吏及得到中正品第者，皆為士，否則為庶。士人中，又出現憑借父祖官爵得以入仕清顯並累世居家的家族，是為士族。隋唐以後，士族逐漸退出曆史舞台，但“士”作為一個特定階層的觀念仍然保留。宋以後，士或士人一詞逐漸成為一般讀書人的泛稱，不再特指品官。不論“士”、“士人”的含義在曆代如何變化，但指讀書人這一層意思一直沒有變。如《梁傳·成公元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何休注曰：“士民，學習道藝者。”《漢書·食貨誌上》：“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故“士子”除指士大夫外，也是舊時讀書人的通稱。如杜甫《別董頲》詩：“士子甘旨闕，不知道裏寒。”這裏的“士子”就是指讀書人。現在則通稱知識分子。士人文化即由士大夫、知識分子們的創作等活動而形成的文化。
在中國古近代，知識階層並不僅僅限於傳統意義上的儒士，軍事將領、佛僧、道士中也有許多知識分子，如西漢的趙充國、三國時的曹操父子等，唐代的顏真卿等，宋代的嶽飛、辛棄疾等，清代的林則徐、左宗棠等，民國時期的將軍們大多是知識分子。至於那些高僧道士，也大多是文化人，如蘭州興隴山道士劉一明等。蘭州一直是一個軍事重鎮，在蘭州周邊地區，即在大金城郡的範圍內，兵家文化、宗教文化等也比較發達，兵家、僧侶、道士中，相當一部分原本就是士人，他們在這一地區也同樣扮演重要的文化角色，有的還對蘭州士人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產生過一定的影響。
任何一種文化都有一個產生、形成和發展的過程，而且其發展過程往往是十分緩慢、曲折而複雜的。一個地區的文化的形成也是這樣，今天的蘭州文化是蘭州曆史文化的延續和發展。
本書對蘭州士人文化產生、發展和形成的階段，是本著曆史先後和重要事件相結合這樣的思路來劃分的：秦漢至元時期，蘭州由“荒服”之地進入中原王朝版圖，成為中原王朝的邊塞城市，崛起了一些士人。魏晉至元代的1100多年間，蘭州地區先後被多個民族政權所統治，期間，戰爭不斷，民族遷徙頻繁，蘭州士人文化時而繁榮，時而衰落，但一直沒有形成具有相對一致性、有地方特色的區域士人文化，特別是沒有形成一個有一定規模的士人群體。這一時期的最大特點是民族的大融合和多民族文化的孕育，為明清時期最終形成具有蘭州特色的區域士人文化奠定基礎，故將秦漢至元這一時期的士人文化列為第一部分。明代，肅王移駐蘭州後，大量外地士人進入蘭州，促進了蘭州的士人文化，蘭州群體性的綜合性的士人文化真正形成，故將這一時期的士人文化列為第二部分。清代的蘭州士人文化在明代形成的基礎上有了很大的發展，是蘭州士人文化的發展階段，故將這一時期的士人文化列為第三部分。民國時期，特別是抗日戰爭爆發後，蘭州成為抗戰大後方，全國許多文化精英都集中到蘭州，采取各種文化手段宣傳抗日，形成了十分繁榮的抗戰文化，也把原有的蘭州士人文化推向了繁榮，故將這一時期列為第四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