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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動筆寫作本書時，對開頭部分要寫哪些內容，已經心中有數了，而先前的幾本書卻不是這樣。矗立在大地之上的電視塔，其象征意義顯而易見：以經濟和技術力量征服現實，展現城市風對鄉村寧靜平和生活的影響，以及裏普利筆下那奇異的圖景。在一次為期兩周的旅行中，一個周末我因故來到北達科他州，博比·肯尼迪（Bobby Kennedy）的葬禮正好在那個周末舉行。在若幹個農業州，一些當地電視台在轉播葬禮車隊漫長的行進過程中，正在插播當地商業廣告……
當時可謂天地同悲，萬人哀慟，這真是一個很難把握的主題。正如英國廣播公司的斯蒂芬·赫斯特（Stephen Hearst）最近在《泰晤士報文學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上寫到的：“當你轉向一個文學性或新聞性、能夠同時打動我們許多人心靈和思想的傳媒時，你會發現，首先這個幼兒是如此孱弱，要等多年之後，才能得到文學界的‘承認’；其次，除了少數例外，絕大多數是些無聊的工作。”讓我們開始吧，這位布道者說，可是他卻沒有說明從何處上路。
電視業說得無足輕重，這種說法令人奇怪，因為它與電視的重要性明顯不合拍。自從1920年代開始大規模生產汽車以來，電視這個社會機器對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深刻影響，已經遠遠超過了其他任何事物。電視可謂無遠弗屆——當尼爾·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穿著增壓靴在月球表麵著陸時，當貝利（Pele）在墨西哥城腳穿釘鞋踢足球時，成千上萬的觀眾通過電視看到了實況。技術是這個時代的一大奇跡，經濟的影響也相當可觀，而社會和政治因素的影響則被認為幾乎是支配性的。電視決策機器就像它本身那樣有趣、精細、有效，不一而足，與公共政策也有著某種聯係——盡管無人知曉它們如何相關。
當然，這都是些複雜的例子，難於作出簡單的回答，也不能用一般的規則來解釋。電視有一種附加維度，它被認為是人們感知的延伸，在這一語境下，我們不可避免地成為馬克斯韋爾·斯馬特（Maxwell Smart）所說的古老的盲人摸象這一偏失的受害者。當《今日》節目播放了芭芭拉·沃爾特斯（Barbara Walters）對理查德·尼克鬆（Richard Nixon）的采訪之後，電話熱線充斥著總統助理們和政治反對派的讚譽之詞，前者為該節目捕捉到了他們老板的濃濃溫情而興高采烈，後者則為電視最終向全世界展示了這個老謀深算的政客冷酷無情的真實麵目而大喜過望。那些1967年騷亂中與警察一起趕到現場，或1968年兩黨全國代表大會期間的跟隨示威者行進的攝像機，有時會表達某種立場，觀眾自己心中有譜，即使當節目具有某種戲劇性，試圖想表達某些觀點時，也是如此。最近我們國內的一位朋友說：“阿奇·邦克（Archie Bunker），是實話實說。”而阿爾夫·加尼特（Alf Garnett）這個阿奇的英國原型，卻在1970年成了工黨的災難。
我們常常因為簡單或者耍些陰謀而高興之致。按一下開關，燈就亮了；將暴力的、乏味的、粗俗的、邪惡的電視節目排在排期表上，因為它們想要操縱我們。我們困惑，有時甚至被那股與真、善、美毫不沾邊的力量（至少在自己的國家裏）所激怒。“媒介巨頭”，拉尼米德（Runnymede），一位聯邦通訊委員會委員痛心地怒斥到。但是，大眾傳媒就是一股引介力量，引介之後的事物變化則由其他力量決定，這些力量比起稍縱即逝的廣播電視來，力度更強，持續時間也更長。最後，是觀眾而不是傳播者在使用電視。觀眾和傳播者之間的互動構成了一種製度性框架，對於所有傳送到家庭中的畫麵，都應該在這一製度性框架中來觀看，否則會無法理解其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