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時期是宋代文學的高峰期，在此前後，在蘇軾周圍形成了一個作家群，他們成就有高低之別，彼此也有相互影響，但他們並不互相蹈襲，創作個性各不相同，甚至沒有形成一個有明顯特征的流派。在蘇門文人之中，黃庭堅的研究將有專章介紹，秦觀研究在本章辟有專節。在這裏介紹成就相對較低的張耒、晁補之、李之儀、毛滂等人的研究狀況。陳師道雖自己不承認是蘇門弟子，但也被稱為“蘇門六君子”之一，所以關於他的研究也在這裏一並介紹。
一、晁補之的詞
四庫館臣稱晁補之詞“其詞神姿高秀，與軾實可肩隨”，劉熙載《藝概》則以為：“辛稼軒《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一闋即無咎《摸魚兒》‘買陂塘旋栽楊柳’之波瀾。”以此認定他接近東坡而開辛棄疾。龍榆生《蘇門四學士詞·晁補之詞》亦謂晁補之為東坡嫡派，說“北人性格，本宜於東坡一派之作風，所謂‘坦易之懷，磊落之氣’（劉熙載評無咎語——引者注），苟不流於粗率，便見真實本領。北宋有無咎，南宋有稼軒，皆山東人，而東坡得此兩賢，為之翊讚；於是豪放一宗，奪正統派之席而代之矣”。又謂之“格調既高，乃益變化，有時竟以散文之法，施之填詞”，“雖偶作兒女相思之詞，卻無淫濫卑靡之習”。薛礪若《宋詞通論》將晁補之作為一般的詞人作了介紹，說“他的詞多規模東坡，不喜作豔語”，有的詞如《摸魚兒·東皋寓居》等，“於豪爽中寓沉鬱之意，不獨規模東坡，更為南渡後於湖、稼軒等作先驅了”。有的詞如《臨江仙·信州作》，“則又清幽瀟灑，婉似東坡重九《南鄉子》與《臨江仙》‘倚杖聽江聲’諸作。總之他是已具有坡仙之壘，而為當年傑出的作家”。鄭賓於《中國文學流變史》則指出，晁補之的缺點是：“常好應酬詠物，而不吊古傷時。吊古傷時，是北派詞壇的特色；補之他竟舍去不作，在題材方麵也就減了實量；雖然盡力務為大方，終難免於‘小家子氣’的性分也。”其後一般的文學史中提及晁補之往往流於泛泛，其詞的讀本有龍榆生編的《蘇門四學士詞·晁氏琴趣外編》。
1949年以後，有關晁補之的研究很清冷，直到近幾年才有較多的成果。比如喬力在齊魯書社1992年出版了《晁補之詞編年箋注》，書後附有《晁補之年譜簡編》，他還在《晁補之三事考辨》中，考證晁補之高祖為晁迪，而非《宋史》所說的晁迥；文章還考辨了晁補之與蘇軾初次會麵的時間、晁補之四任州郡等問題。劉煥陽在晁補之研究中也作了很多工作，他在《煙台師範學院學報》1988年第1期撰寫了《晁補之世係考辨》、在該刊1990年第3期寫了《晁補之著述考略》、在該刊1990年第3期寫了《晁補之詞的風格特質》等。易朝誌也在上刊1990年第3期著有《晁補之年譜簡編》。
楊海明《晁補之詞簡論》，首先談到了《能改齋漫錄》（亦見於《苕溪漁隱叢話》）記載的晁補之的一段詞論。認為這段詞論與李清照的《詞論》具有相似的價值，而比李作早。通過這段詞論可以看出，詞體發展到這一時期，“已成斑駁多姿之局麵”，當世的人多持“本色”、“當行”之論，注重音律，重雅輕俗，而晁氏讚許蘇軾、柳永之詞，突破了傳統的見解。文章還分析了晁補之的詞作，認為他受過柳永的影響，但摒棄了過於俚俗輕薄的成分，繼承和發展了蘇軾的豪放詞風，對後來的辛棄疾有直接的影響，“成為上繼蘇詞、下開辛詞的一座橋梁”。劉永泰《論晁補之詞》指出：晁補之詩與張耒齊名，詞則比肩蘇軾，獨得蘇軾之神髓。作者認為，晁補之在政治觀、政治遭遇及道德操守方麵與蘇軾相似，其詞雖不如蘇詞之千姿百態，但在豪放曠達這一點上，是深得蘇軾精神實質的，“所不同的是，蘇詞多樂觀向上的情調，無不可解之情，而晁詞則多感憾沉咽之句，與其詩風的雄豪邁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作者對晁詞的評價是：“雖然反映社會的深度和廣度都很不夠，但他所選擇的道路與創作的嚐試，對於支持蘇軾的革新，促進詞體發展，從而提高其地位與作用，都有一定的貢獻。”劉乃昌所撰《晁補之評傳》指出，晁補之和同時代的其他詞人一樣“也慣於以詞寫柔情，集中麗情詞、歌妓詞約占三十多篇，有的風致旖旎，運思細密，不亞於婉約詞家手筆”，但其詞中最有特色的是遷謫詞和閑居詞，與東坡相近。作者還分析了晁補之與東坡的不同：其一，晁補之也寫過《調笑轉踏》一類的俗詞，“他的麗詞寫豔情，也有淺俚發露不減柳七的，如《驀山溪》”；其二，晁詞呈壯美之象，有的地方不免趨於質直，但總體上是有直有曲，亦樸亦巧的；其三，“蘇詞由慷慨崢嶸流入沉雄清曠，晁詞則往往由磊落感喟趨於沉咽。晁詞放曠處有一種兀傲跌宕之氣，而不同於東坡的軼塵絕跡、超然象外”。喬力在《晁補之詞編年箋注·前言》中，結合晁補之的身世與個性比較了晁詞與蘇詞的異同，認為晁補之父親晁端友客死京師，家貧而又陷入無謂的黨爭，他又對屈原、杜牧、李白等先哲們的“因忠見斥、孤憤怨懟的情懷和美人芳草、悱惻幽窈的韻致”都體味異常深切，他個人的稟性氣質則是“沉綿回邈、趨於內向、不善排遣，缺乏蘇軾那種豁達豪健的襟懷，也沒有陶淵明曠遠淡穆、靜泊自守的氣度，這直接間接地規定著晁詞低咽多怨的基本格調”。喬力還在《略談晁補之詞的藝術特色》一文中，分析晁補之作詞的藝術手法，說晁補之的詞“在情、景、事的緊密契合中，善於用情來領挈使馭，讓景為情用，就景中見意，多從正麵鋪寫描摹，並不僅憑比興寄托之法於景外見意。所以，他不講求以韻致的蘊藉涵永和刻畫的精麗深曲稱長，無幽隱微約之筆，而是酣暢奔放，用墨敷盡，別具清朗透詳的風貌”。文章同時指出，由於識見和胸襟的局限，以及藝術功力的不足，使其詞難臻精粹超軼之境，故未能躋身於優秀詞家的行列。
此外，關於晁補之的詩文，也略有人提及。劉乃昌在《晁補之評傳》中指出，晁補之詩的內容以紀遊、酬贈、感懷和詠唱日常生活者為多，“有不少古體長篇，雖寫得洋洋灑灑，能將古文的章法和筆法引入詩作，但語言不夠圓熟，似有琢煉不精之嫌”。其絕句小詩“或寫山川勝景，或攄遷謫情懷，有不少頗具韻致，清俊可讀”。在風格上有學東坡處，“但他沒有東坡那種飄逸橫放的才情，堂廡也不夠廣”。程千帆、吳新雷《兩宋文學史》還說，晁補之的樂府詩“風格具有濃鬱的民歌風味”，如《豆葉黃》等。並說他的散文善於描繪山林景物，名篇有《照碧堂記》、《拱翠堂記》、《有竹堂記》等，而以《新城遊北山記》最為膾炙人口，“善於繼承柳宗元寫山水遊記的傳統，風格峭刻峻潔，語言凝練簡樸”。
二、張耒的詩文
與晁補之不同，張耒的詩文名氣大於詞名。關於他的生平，金性堯的《張耒評傳》有較全麵的介紹。周雷《張耒的家世生平與著述》介紹了張耒的著述：宋本7種，明刊本11種，抄本4種，清代與民國刻本6種，抄本14種以及其他著作若幹種。
錢鍾書在《宋詩選注》中說，張耒的詩“最富於關懷人民的內容，風格也最不作裝飾，很平易舒坦……他受白居易和張籍的影響頗深，而讀他的七言律詩常會起一種感覺，仿佛沒有嚐到陸遊七律的味道，卻已經老早聞著他的香氣，有一小部分模仿杜甫的語氣雄闊的七律，又好像替明代的‘前後七子’先透了個消息”。又說他沒有學到張籍、白居易精於鍛煉的精神，“隨便得近乎不耐煩”，且“在律詩裏接連用同一個字壓韻都不管賬”。王少華在《張耒詩有唐音瑣議》一文中說：“張耒是結束北宋、影響南宋，在兩宋詩壇轉捩點上發揮作用的一位詩人。”文章認為，張耒有意融唐宋詩格於一爐，“他用唐詩的圓轉平易中和江西詩派的深拗瘦硬，用唐詩的風神情韻中和江西詩派的過重脈理，用唐詩情辭之美中和江西詩派的氣骨之美，從而形成了寓渾雅於精能、寓豐腴於瘦勁的新的詩格風貌”。文章還將張耒詩之風格與黃庭堅、秦觀作了比較，說張耒詩與黃庭堅詩同以格高勝，但較黃顯得自然平易、委婉敷腴；與秦觀同具風骨峻秀之韻，又有健筆闊意之特征；與晁補之同以筆健著稱，但較之更平熟圓妥，精工雅麗。作者認為，宋詩的發展，是在走著一條傳承唐風、變革唐風和融合唐風的路子。北宋時期是由傳承唐風走向變革唐風的發展，至蘇、黃出現了一個藝術高峰。南宋時期又由變盡唐風歸複到融合唐風，陸遊、楊萬裏和範成大代表著其最高成就，“綜觀宋詩的發展史，在融唐於宋這一點上，張耒起了首開風氣的作用”。作者還在《試論張耒的詩格藝術》一文中，將張耒詩格的藝術風骨總結為四點：自然渾成，長於寫景；平易疏暢；筆健境闊；趣濃語秀。張鳴的《蘇門四學士》一文指出，張耒的詩格主要學白居易和張籍，在蘇門四學士中，他是寫關懷民生疾苦詩最多的一個。其詩內容豐富，繼承了唐代新樂府運動的精神。其語言力求平易自然，而又能達到詞淺意深的境界，尤其是一些寫景抒情的近體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