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詞壇，有些詞人的成就和地位雖不及柳永、秦觀等，但其創作也頗具特色，足以名家。張先、晏幾道、賀鑄就屬於這樣的詞人。
一、張先的詞史地位
許多論者指出了張先在北宋詞風和詞調轉變中所起的重要過渡作用。吳梅《詞學通論》說：“蓋子野上結晏歐之局，下開蘇秦之先，在北宋諸家中適得其平。有含蓄處，亦有發越處。但含蓄不似溫、韋，發越亦不似豪蘇膩柳，規模既正，氣格亦古，非諸家能及也。”（按：此說本源於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詹安泰在《宋詞風格流派略談》中，將張先與賀鑄列為一派，稱之為“奇豔俊秀派”；說張先詞的接觸麵比晏殊、柳永、歐陽修為廣，已有不少標題，也有部分創調和慢詞，“可以看出他不是一個墨守故常的詞家，而是一位創作的高手。他抒寫平凡的景物情事都有韻味”。劉大傑說：“詞到了張先，已漸漸離開小詞的境界，而入於長調了。”程千帆、吳新雷《兩宋文學史》指出：“張先是與柳永共同跨進慢詞領域的”，他的詞反映了作者對都市生活的眷戀，“比起晏、歐來，已經有了較多的誇張與鋪敘，特別是對物象和心理上某些細節的精微刻畫，更顯得突出。但在層次、結構諸方麵，都不夠細密，顯示了長調慢詞初興，尚未成熟的特點”。並指出，張先以其老壽，“很自然地成為晏、歐和柳、蘇之間的一座橋梁，他以老壽的年齡作了詞史上這一轉變的見證人，又以自己的創作實踐推動了這一轉變”。
張海濱在《張先與蘇軾》中，認為張先的詞風前後有一個轉變，轉變發生在熙寧、元豐年間。在這段時間裏，蘇軾出任杭州，開始學習寫詞並形成了豪放的風格，其間受到了張先不可低估的影響。張先自己雖沒有開一代詞風，但他在北宋詞壇革新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繆鉞在《論張先詞》一文中，則認為蘇軾對張先的詞並不很重視，張先的意義在於：在北宋中期的詞壇上，有兩種動向，其代表人物分別為晏殊、歐陽修和柳永。晏、歐居高位，負盛名，其詞上承南唐遺風，受馮延巳的影響比較大，盡管在意境的深遠方麵有所發展，而基本傾向是承前的；柳永則流連坊曲，大作慢詞，善用鋪敘手法，語言通俗，在詞的內容與風格方麵均大有拓展，傳唱於社會中，下開周邦彥，蘇軾亦受其影響，其基本傾向是創新的。而張先則是“傳統與創新二者之間轉變的橋梁”。其特色是“善於用平易通俗的語言敘寫深沉婉曲的情思，別致雋永”，但缺乏晏殊、歐陽修詞中那種深遠渾厚而含有人生哲理的境界，他“試作新體慢詞時，不免仍帶有小令作法的特點”。文章也認為，張先雖不是大家，但因處於轉折時期，故在詞史上應占有一席之地。
另一種觀點是否定張先在北宋詞學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如胡雲翼在《宋詞選》中認為：陳廷焯將張先的地位提得很高，說他是“古今一大轉移”。“我們認為如說張先在由小令到長調方麵起了一些過渡的作用，那是可以的；但作用並不大，還不能和柳永相比。由於缺乏鋪敘的才力，他的長調寫得不算高明。”鄭振鐸在《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對張先的小令評價較高，說“在張先的小詞裏，有許多句子真是嬌媚欲泛出紙麵”，“若十七八女郎之倩笑”；但他並不認為張先在慢詞方麵有多大貢獻，說：“他亦間作慢詞，卻都未見得好。他有技巧而沒有豪邁奔放的氣勢，有纖麗而沒有健全創造的勇氣，乃是第一期的詞人。”陳尚君也指出：“通行的各種文學史，多將張先與柳永並舉為宋初較多地創作慢詞，對慢詞的發展頗有貢獻的作家。揆以事實，此說實難成立。”他統計了張先現存的詞156首，指出其中慢詞18首，約占全部詞作的九分之一，18首慢詞中可以係年的13首，其中僅有一首為早年作，12首為張先70歲（1059年）以後作。其時蘇軾、秦觀、周邦彥都已陸續步入詞壇，慢詞的創作已經逐漸形成風氣。張先在這種風氣下寫作慢詞，雖有一定成就，但將其與柳永並提是不妥的。陳尚君還指出，歐陽修詞集中有20首慢詞，寫作時間可推定為慶曆以前，時值柳永的創作高峰期。
關於張先的生平，夏承燾《唐宋詞人年譜》中有《張子野年譜》，指出：張先生於太宗淳化元年（990），卒於神宗元豐元年（1078），並對其一生作了較為詳細的編年和考證。薑書閣在《夏承燾〈張子野年譜〉辨誤》中就張先“為嘉禾判官”、“知渝州”等問題提出了商榷意見。並論證張先並未於皇五年“重遊長安”。沈鬆勤《張先生平仕履二題》提出了張先宦遊安陸、所任何職、何時到任等問題，並加以考證，作了回答。此外，宛敏灝、鄧小軍在《中國曆代著名文學家評傳》第3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84年出版）中有《張先評傳》。
二、晏幾道的《小山詞》
晏幾道是晏殊的第七子，字叔原，著有《小山詞》，世稱“小晏”。雖然家世顯赫，但仕途並不得意，隻知他曾做過穎昌許田鎮的監官，以及開封府的推官，其他行跡已難考究了。關於他的生卒年，胡雲翼在《宋詞選》中說：“不容易確定，大致和蘇軾、黃庭堅同一時期。”夏承燾《唐宋詞人年譜》推斷晏幾道生於仁宗天聖八年（1030），卒於徽宗崇寧五年（1106）。宛敏顥《二晏及其詞》中則認為：晏幾道生於仁宗慶曆元年（1041），卒於徽宗宣和元年（1119）。鍾陵《晏幾道生卒年小考》針對這兩種說法，根據一些相關的材料，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晏幾道生於仁宗慶曆八年（1048）左右，卒於徽宗政和三年（1113）以後。
晏幾道是位至情至性的情性中人，若同其父作比較，則無論詞情或立意都在晏殊之上。胡雲翼說：“晏殊雖然也寫愁情，隻是屬於春花秋月的閑愁（借以衝淡過度舒適的生活裏的油膩），看來是一種可有可無的點綴品。在這一點上，晏幾道便有些不同，他抒發了自己生活上真正的哀愁，有一種出於不能自已的真情實感。”但他還指出：“我們認為作者某些作品以嚴肅而同情的態度塑造歌女形象確有其特征。但是就其內容和風格來說往往局限於愛情的回憶，處處流露出惆悵、傷感的情調，反映的社會生活麵實在太狹隘。”劉大傑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也說：“在他的詞裏，一洗他父親那種雍容的氣息，形成極度淒楚哀怨的傷感情調。在描寫方麵有歐的深細，而沒有他的明朗，在修辭上有晏殊的婉麗，而沒有他的溫和色彩。然而他那種感傷情調，又非晏、歐所有。他的抒情詞的藝術特色，是比較接近李煜的。”
葉嘉瑩在《論晏幾道詞在詞史中之地位》一文中，對晏幾道的詞在感情與藝術表現上的特點作了精到的分析。她認為：與《花間集》中的詞相比較，晏幾道的豔詞所寫的對象、所具含的感情品質、所用詞句都有雅俗之別，且在寫作心情、寫作態度方麵，《花間集》中的豔詞，可能隻是在五代之亂世中一些偷生苟安的士大夫們對於宴樂的耽溺，而晏幾道的豔詞，卻頗有一點有托而逃的寄情於詩酒風流的意味。與李煜詞相比較，二人雖同樣寫盛衰無常之感，李煜直寫出千古人類所共有的無常之苦難與悲慨，而晏幾道不免仍停留在對蓮、鴻、蘋、雲之歌舞愛情的追懷思念之中，因為李煜經曆的是破國亡家的急劇的突變，晏幾道經曆的是一個顯赫的家族逐步衰落的徐緩的漸變，又因為李煜天性純真天然，對事物之感受可以達到擺落枝葉、直探核心的更為深入的境地。晏幾道較重修飾之美，多了一層美感的間隔和點綴，所以“李煜對五代詞之發展，實在有開拓之功，而晏幾道之成就，則僅在使歌筵酒席之豔詞，在風格上有了一種更為典雅清麗之演化；而在意境方麵，則就當時詞之發展而言之，便不僅未有開拓，反有轉趨狹隘之嫌了”。與晏殊比較，風格方麵，晏殊詞溫潤而疏朗，晏幾道詞秀麗而綿密；意境方麵，晏殊詞“表現有一種理性的反省和思致”，晏幾道詞則多是“情緒的傷感和懷思”。與秦觀比較，“《小山詞》的傷心之處在外表情事之追懷，《淮海詞》的傷心之處則在內心神誌之淒傷”。通過多重的比較，將小山詞的特質凸現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