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古文運動的成效不僅體現在散文領域，而且影響到詩歌創作，如“以文為詩”的流行等，所以人們又習慣於將發生於北宋中葉的這場文學變革稱為詩文革新運動。歐陽修在這場運動中起了什麼作用？有何貢獻？以及他對待“西昆體”和“太學體”的態度，都是研究者很感興趣的問題。
一、在詩文革新運動中的領袖地位
歐陽修是當時的文壇盟主，在北宋的詩文革新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這可以說是古今的一種共識了。如《四庫提要》雲：“宋初詩文，尚沿唐末五代之習，柳開、穆修欲變文體，王禹翶欲變詩體，皆力有未逮。歐陽修崛起為雄，力複古格，於時曾鞏、三蘇、陳師道、黃庭堅等，皆尚未顯，其佐修以變文體者，尹洙；佐修以變詩體者，則梅堯臣也。”柯敦伯《宋文學史》說：“宋代文壇，修為巨擘，四六詩詞，亦所兼擅，尤於古文居於承先啟後之重要地位……故論宋代古文者，莫不知歐陽之後有曾、王、三蘇，曾、王與歐陽皆江西人，三蘇皆出歐陽門下，故是時領袖文壇以承先啟後，舍歐陽修其誰耶。”劉大傑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中說：“士風的轉變，古文的複興，都在他的手中開展起來。”周振甫在《歐陽修散文的藝術特色》中指出，歐陽修是宋朝古文運動的領導者，“宋朝人說，‘歐陽子，今之李白也’，這話是恰當的”，並認為歐陽修領導的古文運動比韓愈領導的古文運動有更深入的發展。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中國文學史》說，歐陽修“在北宋的文學革新運動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成為北宋中葉文壇的領袖”。
王冰彥在《歐陽修的“道”及其對文學創作的影響》中說：“歐陽修作為作家來說，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算不上是一流的，但是他作為宋代古文運動的領袖人物，其文論和創作實踐，對當時以及後代的影響卻不能低估。”他甚至認為在這一點上，“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的韓愈也無法與歐陽修相媲美。王水照在《歐陽修散文創作的發展道路》一文中認為，歐陽修“經過二三十年的不懈努力，既反對‘剽擬故事，雕刻破碎’的昆體與駢文的流弊，又吸收了宋代以來古文家寫作的失敗經驗，才把建立流暢自然、平易婉轉的風格作為宋代古文運動的基本目標。他開創了一代文風，這是他對中國散文史的最突出的貢獻”。程千帆、吳新雷《兩宋文學史》認為歐陽修領導並完成的第二次古文運動，確立了散體文的正宗地位，歐陽修是當時的文壇盟主，對詩文革新起了重大的作用，他團結尹洙、石延年、範仲淹、蘇舜欽、梅堯臣諸人，在仁宗年間開創了新的局麵。周振甫在《唐宋八大家論》中也說：“宋代六大家中，以歐陽修為古文革新運動的開創者。”
有的學者則從宋詩發展的角度，指出了歐陽修文壇領袖地位。如胡守仁在《論歐陽修詩》中說：“當時有不少與他誌同道合的人，團結在他的周圍，朋儕如梅聖俞、蘇子美，後學如曾鞏、王安石、蘇軾，都在詩歌上有高度成就，這樣一來，便取代了盛行於宋初的西昆體的地位，而以一種新的麵貌出現，這就是所謂宋詩。”鄭孟彤在《論歐陽修以文為詩的美學價值》一文中也指出，梅堯臣、蘇舜欽的努力對糾正西昆派的流靡詩文作出了應有的貢獻，歐陽修“繼承了古代現實主義的傳統，以他的理論和創作的巨大影響，又進一步將西昆派脫離生活、專重辭藻的風氣扭轉了過來，把詩歌重新納入正軌，使之向健康方麵發展”。
大多數學者皆認為歐陽修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完成者。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即雲：“宋代詩文的複古運動，到歐陽修總集大成，此後的發展，便逐漸分化。”葛曉音在《北宋詩文革新的曲折曆程》中認為：“歐陽修通過他與後輩文人的交往，致力於糾正從太學流傳到社會上的怪癖文風……將曾鞏和蘇軾兄弟拔在高等……使‘場屋之習，從是遂變’，曆時百年之久的詩文革新運動至此才取得全麵勝利。”但也有人對這一問題產生了懷疑。朱靖華在《蘇軾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真正完成者》一文中指出，這一問題“尚待商榷”。他認為：“衡量文學史上任何一次文學運動的完成標準，都要看它是否正確地反映了文學的特質和內在規律，看它是否促進了文學創作的繁榮，看它是否廓清了自己的對立麵的流毒和影響。”他認為北宋詩文革新運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0世紀70年代至10世紀末，柳開等人提倡恢複古道；第二階段是11世紀初至11世紀中葉，歐陽修等人從理論上矯正了運動初期重道輕文的傾向，並在詩文創作上樹立起革新的楷模，取得初步成果；第三階段是自11世紀中葉至11世紀末，以蘇軾為代表，在理論和創作實踐上除舊布新，廓清了西昆的流毒，促成了創作的繁榮，完成了運動的曆史使命。作者認為，歐陽修作為文學革新運動的一位傑出的領袖，曾煊赫一時，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但他在文學理論和創作實踐上都有著深刻的矛盾，晚年甚至“大肆吹捧起西昆體的作家作品來”，“轉向了保守的立場，其消極影響是難以估量的”；其詞也沿襲著詞為豔科的傳統詞風，與詩文革新的積極精神背謬。這些都說明了歐陽修“在領導詩文革新運動中的不徹底性”，隻有待蘇軾來擔當起完成運動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