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蘇軾研究，可以大體分為三個時期，一是世紀初到50年代，研究論文比較少，而且大多集中在二三十年代，多側重研究蘇軾詩、詞、文的藝術淵源和藝術風格，篇幅都相對較短，言簡意賅。二是從五六十年代，一直到80年代初，蘇軾的政治思想成為研究和討論的熱點，肯定者有之，否定或批判者更有之。對蘇軾作品的研究也偏重在其是否具有政治性和人民性的問題上。第三個時期是80年代中期以後，進入研究視角多元化，研究方法多樣化的全麵繁榮時期。在這短短的不足20年的時間之中，據不完全統計，發表了研究文章（包括賞析性文章）1100餘篇，其中論蘇軾生平、作品版本以及蘇軾思想、心態的論文約240篇，研究蘇軾詩歌的論文近180篇，研究蘇軾詞的論文近300篇，研究蘇軾散文的文章近100篇。此外，還出現了一些有價值的學術專著。如徐中玉的《論蘇軾的創作經驗》，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謝桃坊的《蘇軾詩研究》，巴蜀書社1987年版；黃鳴奮的《論蘇軾的文藝心理觀》，海峽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劉尚榮的《蘇軾著作版本論叢》，巴蜀書社1988年版；以及孔凡禮編著的《蘇軾年譜》，中華書局1998年版，等等。
蘇軾是一代文豪，有關其生平的研究是從宋代就開始了，僅年譜就有多種，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王水照編輯整理的《宋人所撰三蘇年譜彙刊》，其中包括整理本兩種：何掄《眉陽三蘇先生年譜》、施宿《東坡先生年譜》；影印本有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傅藻《東坡先生係年錄》等。20世紀學者所撰較有影響的蘇軾傳記有：林語堂的《蘇東坡傳》，台灣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版；曾棗莊的《蘇軾評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王水照的《蘇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遊周琛的《蘇東坡生平及其作品述評》，台北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顏其中的《蘇東坡》，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等。這些著作及相關的論文，對蘇軾的生平、思想和品格做了全麵的論述。其中，人們較為關注或引起爭論的問題是：蘇軾所遭遇的“文字獄”及其流放生活，他的政治態度，他受佛老思想的影響，以及他的文化品格等。
一、烏台詩案與謫居黃州、儋州
“烏台詩案”又稱“眉山詩案”，是宋代著名的“文字獄”，當事者蘇軾是當時最負盛名的詩人和文壇領袖，因作詩諷刺“新法”而被捕入獄。關於烏台詩案的性質，研究者都認為是一場羅織誣陷的文字獄。王水照在《蘇軾》一書中指出，蘇軾被指控為攻擊新法的幾十首詩文主要有以下三種情況：原作與新法無關，純屬羅織誣陷的；原作確有反對新法的內容，但又包含著生活真實，反映出生活流弊的；原作有些反對新法的詩，是反映蘇軾思想中的保守方麵的。陶道恕《烏台詩案新勘》分析了詩案的前後諸因素，認為新黨給蘇軾加上的罪名，如“指斥乘輿”即誹謗神宗、“交通戚裏”與“譏諷朝政”等都是站不住腳的，是對蘇軾的汙蔑。王學泰《從“烏台詩案”看封建專製主義對宋代詩歌創作的影響》說，在當時，蘇軾“一些描寫人生坎坷、仕途艱難的作品也成了被挑剔的對象”，甚至“對他在詩歌中所抒發的情感也橫加指責”。作者還指出，這一詩案“體現了宋代日益加強的封建專製主義的統治，它對蘇軾文學創作的影響是很大的”，它影響到作者詩歌創作的思想內容、作品的傳播、風格與藝術手法等。比如，人們不敢在詩中抒發的感情逐漸轉移到詞之中，影響到詞體內容的日益豐富。又比如，人們不敢多用易引起擬似之論的比興手法，而多喜歡直截了當地抒情寫景。
烏台詩案的結果是蘇軾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戴罪流放到黃州接受管製，他在黃州住了四年。丁永懷《蘇軾黃州活動年月表》，按年月記述了蘇軾在黃州的活動，將其在黃州的詩文作了一個統計，說蘇軾此期“共作詩約216首，是他創作上的輝煌時期，賦2篇，文約27篇，小品91篇，書信約50封，詞約54篇”。梅大聖《蘇軾黃州時期的生活方式及社會意義》一文，認為蘇軾在黃州的功業在與黃州人的交往中得到了實現，他“以詩酒風流的方式，創造了文學的輝煌成就，也展示了曠適的東坡居士形象”；“運用戲謔即幽默的力量拉近了與黃州人的感情距離”；往往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從中體會到人生之適的境界”。蘇軾在黃州時期生活的意義在於，為渴望建功立業而在現實麵前碰壁、理想願望難得施展的情況下，知識分子如何正確進行人生價值選擇提供了參照。王元明《試論蘇軾貶謫黃州時期的思想》強調蘇軾在黃州時，儒家思想仍然占主導地位，表現為“功不成，身不退，積極用世”、“憂國憂民，對時政十分關切”。冷成金《對傳統士大夫人格的超越：論蘇軾黃州時期的思想與實踐》則認為蘇軾在黃州時期“將佛、道思想作為一種認識自我、發展自我、顯揚自我的理論根據和精神支柱”，使“兼濟”與“獨善”成為豐富自我、發展自我的兩種手段，建立了自由人格。並認為“這種人格對封建正統的倫理秩序有著潛在的破壞作用”。
張毅在《蘇東坡小品》中指出：“貶謫黃州，是蘇東坡思想和創作的重要轉折點，可以此為界，將其一生分為前後兩個時期。他的前期創作以儒家思想為主，寫了大量的政論、史論和有為而作的詩歌，充滿了積極入世的精神和社會曆史責任感。其議論文大多觀前世盛衰之際和古今風俗之變，引證豐富雄辯滔滔，切中時弊，不為空言。行文講究引物連類和醞釀氣氛，駢散結合，形成縱橫磅礴的氣勢，流暢條達，委曲必盡，常發前人之所未發。到了後期，盡管他還以儒家的忠義思想自勵，胸存浩然正氣，但已滲入了大量的佛、道兩家思想的影響，外儒內佛，以求身處逆境時的精神解脫……可以說，蘇軾之所以無愧為一代文化偉人，並以蘇東坡的文名成為中國家喻戶曉的人物，主要是由其後期的思想和創作奠定的。他那種談笑於生死之際的曠達情懷，那種經曆磨難而始終樂觀向上的精神，和任性逍遙、隨緣自適的創作個性，是在貶謫黃州之後才真正樹立起來的。盡管他說自己‘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見《答李端叔書》），然而正是在他到達黃州，自號‘東坡居士’之後，才創作出了大量優秀作品，形成他文學創作的一個高峰。現存的東坡詞，約有四分之一寫於貶謫黃州期間，且多為後世廣為傳誦之作。”
蘇軾晚年，再次被貶謫，流放到海南島的儋州，到達天涯海角。陳祖美《蘇軾謫儋時期的心態與文風》強調了蘇軾晚年欣賞山水與佛教思想的結合。朱靖華在《“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崛冠平生”——評蘇軾居儋三年的思想和功業》一文中，分析了蘇軾從初到儋州的茫無所措，到後來熱愛這片土地，與這裏的人民融為一片的轉變原因：一是海南的特異風光激發了他的上進心；二是在這裏能為國家和人民做一些好事；三是用佛道思想擺脫困境；四是親友的慰藉；五是與黎族人民結下了深厚的情誼。蒲友俊在《超越困境——蘇軾在海南》中，強調了蘇軾保持的人格力量，即“對自我價值的認識和信心”，並認為蘇軾在海南達到了“詩歌創作和美學思想的頂峰”。
在貶謫黃州與儋州之間，蘇軾曾於元四年（1089）出知杭州，這是他再次到杭州任職。吳惠娟的《試論蘇軾二度守杭的心態變化》，對蘇軾這一時期的心態和思想作了較為細致的分析。
二、蘇軾的政治思想
研究蘇軾政治思想的文章主要發表於20世紀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20多年間，討論的主要問題有二：一是蘇軾對王安石變法的態度；二是蘇軾本人的政治主張。
王季思在《蘇軾試論》一文中，對蘇軾作出了全麵而又較高的評價，說蘇軾有“比較一貫的政治態度”、“蘇軾平生傾慕賈誼、陸贄，他在政治上的主導思想屬於儒家範疇”，並特別突出地稱讚了蘇軾的人格精神與文學成就。程千帆的《蘇詩劄記》談到了蘇軾的“反抗精神”，並予以高度評價。這兩篇文章很快就招致了非議。黃昌前在《對王季思先生的〈蘇軾試論〉的幾點意見》中，批評王季思的文章“表現了作者在古典文學研究中的資產階級立場，和主觀唯心主義的研究方法”，認為對蘇軾那樣隻強調作品的藝術技巧、不顧作品思想性的，不能給予過高評價；還認為蘇軾的政治態度是反動的，其思想感情是消極悲觀的，蘇軾與人民的距離是很大的。王季思在黃文之後發表了《關於〈蘇軾試論〉的幾個問題》，接受了黃的批評，並認為不宜對蘇軾這樣一個複雜的人物作出簡單的評價。艾治平在《全麵地曆史地評價蘇軾》一文中，折中王季思與黃昌前的觀點，認為“檢驗一個作家的最基本的尺度，要看他對人民采取的是什麼態度”，說“蘇軾的樂觀曠達帶有一種遊戲人生的性質，與人民的樂觀主義的戰鬥精神自然是有所區別的”。該文並未否認蘇軾對中國文學的發展有巨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