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詩能於唐詩之後別開生麵，蘇軾起了關鍵性的推動作用。他才大格高，可完全不受成規的束縛，將作文的方法用之於作詩而獲得成功，於情無所不暢，於景無所不取，加之議論博辯，滔滔莽莽而才氣縱橫。其詩既有法度中的新意和豪放外的妙理，又有新鮮的比喻、多樣化的風格，磅礴的氣勢。自然，也不乏粗豪草率和好用事典以逞才學的毛病，但以他對宋詩的貢獻而言，已是無關宏旨的了。
一、關於蘇詩的總體評價
1949年前的學者在著述中談到蘇軾詩時，多概括地談其總體特色和在宋詩發展中的地位。呂思勉指出：“北宋之詩擅名者，無如坡公。荊公之格高而坡公之才大，殆可謂之雙絕。然為後人所宗法，則坡公尤勝於荊公也。趙甌北雲：‘以文為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厥詞，別開生麵’。此語最能道出蘇詩特色。蘇詩之才力橫絕，無所不可，誠非餘子所及。其或放而不收，病亦即伏於此。”胡雲翼《宋詩研究》說：“沒有歐陽修，絕不能廓清西昆體的殘餘勢力；沒有蘇軾，絕不能造成宋詩的新生命……開辟宋詩的新園地，不讓她永遠依附唐人籬下，這便是蘇軾惟一值得謳歌的偉大處所。”柳村任《中國文學發凡》也說：蘇軾的作風完全是不可模擬的，“在宋代詩歌中他所占的重要地位，實在不下於唐開元、天寶間的李、杜”。蘇詩在宋代即被稱為“東坡體”，故梁昆在《宋詩派別論》中有“東坡派”之說，認為“東坡之主詩盟，不專宗某一古人，乃兼重才氣，任個性自由發展，決不加以限製，又決不以體裁不同而相互攻駁，故蘇派諸人各具麵目”。又說：“東坡詩派有一長四短。一長者何？曰解放詩格……四短者何？一曰以文為詩，二曰議論，三曰好盡，四曰粗率。”錢基博《中國文學史》認為，蘇詩於宋為一代之宗，說蘇軾“天性灑脫，清曠自怡，及自為詩，學杜不得其沉鬱，學韓又難為生，而以白香山之容易，抒柳子厚之秀淡，上窺陶彭澤之曠真，旁參李太白之豪俊；其辭則跌宕昭彰，其境則清深曠邈，而托之禪悅，焯有理趣”。又說蘇詩：“言景如畫，言情如話，不須矜才使氣，興會所到，險境發以雄，精理透之顯；而行所無事，意思閑暇，抒以養氣，顯以發奧，四通六辟，使人心神融釋；凡經史傳記百家之言，信手拈來，無不貫穿協合，盡是毫飛墨噴，自然水到渠成，脫然畦封，似不經意而出；然句如堅城，而氣極和厚，盤硬而不入於生澀，流宕而不落於率易，此所以卓然名家為不可及也。”
在對蘇詩的總體評價中，其藝術淵源也常為人們所論及。趙宗湘《蘇詩臆說》認為，東坡“受李、杜之影響較深，與韓、劉之關係為淺，此外陶淵明、韋蘇州、王右丞諸家，予東坡之助力亦大”。嚴恩文《東坡詩淵源之商榷》認為，東坡另外還受白居易、杜牧的影響。陳邇冬《蘇軾詩選·後記》認為，蘇詩早年學劉禹錫，語多怨刺；晚年假道於白居易而馳意於陶淵明，平淡近人；中年受李白影響為多，又不時師法杜甫。謝桃坊在《蘇軾詩歌的藝術淵源》中認為，蘇軾“受到了北宋詩歌革新運動浪潮影響，而走著歐陽修學李詩和韓詩的道路”。文章還指出，蘇軾能夠轉易多師，從自己的意識氣質和審美趣味出發，於傳統的基礎上突破和創新，形成個性鮮明的“東坡體”。莫礪鋒的《論蘇黃對唐詩的態度》也談到了蘇詩的淵源，認為否定晚唐，喜愛白居易，崇尚以李、杜為代表的盛唐，在思想和藝術方麵均推崇杜甫，推崇韓愈，是蘇黃之所同，但“在如何與唐詩爭勝這一點上，兩人間存在著深刻的分歧”，“蘇軾懷著與唐人爭勝的心態審視詩歌史時，他的目光就自然而然地越過李杜這座唐詩巔峰而追溯至先唐時代，最終停留在陶淵明身上”，而黃庭堅卻認為杜詩的風格可以囊括陶詩。該文認為，蘇黃“對唐詩既有繼承，又有發展的正確態度，是他們最終建成宋詩獨特風貌的重要原因”。
卞孝萱的《劉禹錫與蘇軾》以大量宋、元筆記材料為證，分析了蘇軾受劉禹錫影響及相關的若幹問題，認為劉禹錫的諷刺詩對蘇軾有具體影響，說蘇軾學劉禹錫是因為他喜愛劉禹錫的作品，他仿效劉禹錫作詩的技巧，運用劉禹錫作品中的語言、典故。文章還提出了蘇軾與靈澈關係、蘇轍與黃庭堅等蘇門文人與劉禹錫關係的一係列問題。張浩遜在《蘇軾和李白》中說，“蘇詩的風格與汪洋恣肆、豪放雄奇的李白詩風十分接近，蘇軾對李白及其詩歌作出過許多高度評價，李白詩歌對蘇軾詩詞有不少影響，蘇軾還好以李白自喻。蘇軾與李白的主要差異表現在：蘇軾的寫景詩多理性思考，白詩多主觀激情；蘇詩在句式上比白詩更散體化”。該文作者又在《蘇軾和杜甫》中說，蘇軾和杜甫都有“致君堯舜”的抱負、獨立不倚的人格，也都有漂泊天涯的磨難和政治失意後的自遣，“在詩歌藝術上，兩人都有不懈的追求，較為一致的審美趣尚以及超卓的成就”。因此，蘇軾喜愛杜詩、學習杜詩，實乃情理之必然。
二、蘇詩的內容與藝術特征
程千帆在《蘇詩劄記》中將蘇詩大體分為兩類，說“反映民生疾苦和時政得失的詩篇，在蘇詩中並不是在質量上最高、數量上最多的”，在內容方麵最突出的另一類詩“在極廣闊的範圍內反映了詩人對於生活的無限熱愛，他對於束縛個性的環境的抗拒，他在任何困難的時候都不喪失的樂觀主義精神”。馬赫的《略論蘇軾的詩》，描述蘇詩的基本精神，說他對封建秩序和儒家教條所裝潢起來的封建曆史有無限的崇拜和信托，但“現實生活中的矛盾和苦難，又通過蘇軾的政治活動和曲折多難的生活滲入到蘇軾的思想中，使他對自己所處的現實產生了一種以複古為原則的幻想式的改革要求和對黑暗的憎惡”。胡國瑞的《蘇詩內容的評價》一文，將蘇詩的內容概括為關心民生疾苦、對人才的愛護與期望、對生活事物的詠歎、寫山川風土名勝古跡、題詠書畫等類。劉乃昌的《蘇軾評傳》將蘇詩分為政治詩、諷喻詩、景物詩、理趣詩、和陶詩等類。
人們較為關注的還是蘇詩的藝術特征。自從嚴羽在《滄浪詩話》中說過宋人“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以後，人們往往將此視為整個宋詩的特點，蘇軾又是宋詩的代表，因此，人們也將此視為蘇詩的主要特點。中國科學院文學所的《中國文學史》（二）說：“蘇軾詩的特點還在於：作為詩人，他對事物的詩意的感受有時並不比他的觀察和思考更敏銳和更深刻。他的不少詩，可以寫得動蕩流走，不落平板，但詩的形象往往不夠鮮明和飽滿，而以一種理趣見勝。”又說：“蘇軾詩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這是受了韓愈‘以文為詩’的影響而又有所發展，也是宋詩的一個共同特征。”胡念貽《略論宋詩的發展》指出，蘇軾在以文為詩、以議論為詩的方麵，“如果不是超出歐陽修等人，至少不相上下”。趙仁皀的《蘇詩的議論》認為，蘇軾有意識地以議論入詩，又重視詩歌本身的美學價值，故形成了以下三個優點：一是能成功借助形象，在形象中使自己的傾向生動自然地流露；二是能和敘述緊密結合，邊敘邊議，使這些詩有淵博的知識、豐富的閱曆、敏銳的洞察作其堅實深厚的基礎；三是議論本身或精警透徹，或幽默生動、富有諷刺性，或作翻案語與前人頡頏。在《蘇詩的才氣》中，趙仁皀反駁嚴羽評蘇詩“一唱三歎有所缺焉”的說法，認為蘇軾在理論上是重視以“才氣”為詩的，他重視的是詩歌的天成、自然、神韻。該文將蘇詩的才氣總結為三點：一是生動活潑、豐富浪漫的想像；二是細致的觀察力與細膩的表現力；三是構思布局的波瀾起伏、變化莫測。
提到議論，就必然提到蘇軾詩歌的理趣。吳枝培《言雖淺鄙，自有深趣》說：“蘇軾酷愛《莊子》，精通佛理，加上他對事物特有的敏感和洞察力，善於融合禪機詩意，使妙理與形象達到完美的統一。”王洪的《哲理·情感·意象·議論——蘇軾哲理詩之我見》認為，蘇詩中的議論有以下之優長：一是溝通讀者與作者；二是突破了傳統的意與象的詩構樊籬，改變了詩境的構成方式；三是借助情感產生魅力。並認為蘇詩寓哲理於意象，以意象象征哲理，意象和哲理是內在聯係的統一體。洪柏昭在《試論蘇軾詩的議論化和散文化》中，將蘇軾的議論分為具有哲理性的議論、關於為人處世的議論、憤世嫉俗的議論以及敘事詠史中的議論，並認為他的議論詩之貢獻在於使宋詩增加了耐人咀嚼的理趣。葛曉音的《蘇軾詩文中的理趣》一文，從文化淵源上分析了蘇詩理趣的特點，認為蘇軾“富於理趣的詩文大多數本於莊子的‘任自然’之旨，兼取禪宗的空幻之說”。並認為這種理趣可以追溯到東晉永和年間的玄言詩。張尹玄在《蘇軾詩歌感喟人生的哲理特征》中，探討了蘇軾詩歌中感喟人生哲理一類所具有的理趣，說蘇軾“善於將一己之悲歡置於宇宙、人類的廣闊空間去觀照”，“置於悠悠的人生長河去作高屋建瓴的觀照”，因此具有深邃性、審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