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於詞的創作上取得了極高的成就，在北宋詞壇上獨樹一幟；他以詩為詞，指出作詞的向上一路，有開風氣之先的豐功偉績。相比於他的詩歌、散文，他的詞藝術性更強、成就更高，如劉辰翁《辛稼軒詞序》說：“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開出令人鼓舞的蘇、辛詞派。因此，蘇詞研究成為20世紀蘇軾研究中文章數量最多的熱點，據粗略統計，有文章近560篇（包括賞析性文章）。
一、蘇詞的曆史地位
蘇軾在詞史上具有轉變風氣的功績。南宋胡寅曾經說過：“詞曲至東坡，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婉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外，於是《花間》為阜隸，而耆卿為輿台矣。”胡適在《詞選》中即認為這段話說得最好，並說：“蘇軾的天才最高，文與詩詞都好，是文學史上一個怪傑”；“詞至蘇軾而一大變，他以前，是《花間集》的權威的時代，他以後，另成一個新時代”。且認為，詞到蘇軾“風格提高了，新的意境提高了風格”，說：“東坡以前的詞隻是寫兒女之情的，下等的寫色欲，上等的寫相思，寫離別，以風格論，輕薄的固不足談，最高的不過淒婉哀怨，其次不過細膩有風趣罷了。蘇軾的詞往往有新意境，所以能創立一種新風格。這種風格，既非細膩，又非淒怨，乃是悲壯與飄逸”。
像胡適一樣，20世紀絕大部分學者都肯定蘇軾在詞史上占較高的地位。龍榆生在《東坡樂府綜論》中說：“自《樂章》盛行，創調既多，慢詞遂盛。耆卿諸作，既多為應歌之詞，雜以淫哇，不免為當世士大夫所詬病；而體勢拓展，可借以發抒抑塞磊落縱橫豪放之襟懷。有能者出，乃出以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一掃妖淫豔冶之風，充分表現作者之人格個性。此亦勢所必至，而眉山蘇軾即乘此風會而起，於詞體拓展至極端博大時，進而為內容上之革新與充實；至不惜犧牲曲律，恣其心意之所欲言；詞體至此益尊，而距民間歌曲日遠。陸遊所謂‘試取東坡諸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者，此其特具之精神也。”薛礪若在《宋詞通論》中認為蘇軾是“最富有才藝而聰明絕頂的人，所以他的詞，也於不經意中，放出異樣的光芒。他站在晏、歐一派婉約詞人與豔冶派（張先、柳永等）詞人之外，另成一個新的局麵。他一生瀟灑狂放，而其詩詞與散文，亦能充分表現出他的個性來”。錢基博在《中國文學史》中說：“宋詞自晏殊婉麗開宗，瓣香南唐，歐陽修雖有疏俊，而未極豪放。至軾出，始擺脫婉轉綢繆之態，創為激越之聲調，抗首高歌，橫放傑出。”又雲：“蘇軾之於歐陽修，猶歐陽修之於晏殊，皆由門下開拓，不拘師法。而歐之境，去晏未遠；蘇之筆，視歐益豪。詞之有蘇軾，猶詩之有李白，往往高舉無前，以歌行縱橫之筆，盤曲而為詞，跌宕排，一變晚唐五代之舊格，遂為辛棄疾一派開山。”
蘇軾以對詞境的開拓創造，將詞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夏承燾在《東坡樂府箋·序》中說，蘇詞“橫放傑出，盡覆花間舊軌，以極情文之變，則洵前人所未有”。又總結了蘇軾在詞學上的創新，蓋有四焉：一為引議論入詞，二為在詞中大量用經、子典故，三是寓以詩人句法，四是將詞題小序發展起來。王季思《蘇軾試論》將蘇軾與柳永比較，說：“蘇軾的詞主要是把詞引向正統詩文的道路，而柳永的詞則主要是把詞引向市民文學的道路發展。他們各自形成了不同的風格，在文學史上起了不同的影響。”劉大傑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中說，蘇詞“範圍大，境界高，打破了詞的嚴格限製和因襲傳統的精神”，又說“詞的解放與創造，正是蘇軾的積極性的創造精神，在詞體文學上的具體表現和重要成就。他在宋代詞壇上的地位，正如李白之於唐詩”。鄭賓於在《中國文學流變史》中指出：“他有高曠豁達的胸次，豪壯慷落的熱情；他運用他那極大的天才與創造力，采集新的題材，開辟新的意境，故其成就遠在花間派諸作家之上。”比如“大江東去”一詞，那種雄壯飄逸的境界，曆史戰績的題材，便是蘇詞的新意境，“這種新意境與新題材，便是使他‘成立一個宗派’的重大原因”。又說：“東坡詞格調高曠，氣象恢宏。癖嗜花間的人，每好斥其粗率，謂非正統；次者乃雲若不經意，甚少完璧（周濟）。因為非攻他的人多，懂得他的人少；而稱揚之者，或乃隔衣搔背，未見著實。所以千年以來，迄無定讞。而且竟至將他在詞壇上的地位沒落了。”胡雲翼在其《宋詞選》中說：“在蘇詞中，有要求建功立業的愛國主題，有富於幻想的浪漫精神，有雄渾博大的意境，表現出豪邁奔放的個人性格及其樂觀處世的生活態度。就這些方麵看，就它在詞的曆史發展上所起的作用和影響看，確是前無古人。”陳邇冬《宋詞縱談》認為：“詞至蘇軾，詞格始高，詞境始大，詞體始尊”，認為蘇軾“提高了詞的地位，取得了與詩文同等的坐次”。
葉柏村的《論蘇軾對詞境的擴大與提高》一文，認為蘇軾以前的文人“一邊是愛好這種與‘聲伎密切相關’的詞體文學，一邊又不肯把它提升到一個應有的地位上去”。“嚐試著去解決這一矛盾的是蘇軾。”他將蘇詞題材的開拓從七個方麵作了總結：一是抒寫了多種多樣的生活情趣和生活感受；二是敘述了自己和友人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件；三是展示了自己的政治抱負，吐訴了自己的身世感慨；四是表現了親人師友之間的深厚情誼；五是描繪了農村的景色和生活；六是創作了技巧高度成熟的詠物詞；七是其他。吳熊和在《唐宋詞通論》中認為，蘇軾提高了詞品，擴大了詞境，把詞家“緣情”與詩人“言誌”結合起來，文章道德與兒女私情，於是並見乎詞，他的《念奴嬌》、《水調歌頭》這些逸懷浩氣的詞，在詞中樹堂堂之陣，立正正之旗，詞品與人品得到了高度的統一和融。王兆鵬在《宋詞流變史論綱》中說：“蘇軾繼歐陽修之後執掌文壇，他以文壇領袖特有的氣魄，在前代詞人的基礎上對詞作進行了大刀闊斧的變革”，“進一步使詞的抒情取向貼近於作者自我的現實人生，詞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與創作主題也由分離走向統一對應”。
在蘇軾擅長的文學門類中，其詞的成就最高。《白雨齋詞話》雲：“人知東坡古詩古文卓絕百代，不知東坡之詞尤出詩文之右。”程千帆《蘇詞劄記》說：“蘇軾對於詞的發展，貢獻是巨大的，他在這一方麵的成就，即使沒有超過他的散文和詩，也決不在散文和詩以下。”胡念貽在《唐宋詞選》的“序”中說：“蘇軾在詩詞、散文等方麵都有較高的成就，但在文學史上影響較大，地位較高的是詞。”羅烈《東坡詞雜說》認為蘇軾於諸類藝術中“成就最高的是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他最富革新和創造精神，影響最大和最顯著的，是東坡詞，不是‘蘇文’或‘蘇詩’”。也可以說，蘇軾對宋代文學的最大貢獻，在於他對詞體的全麵革新，從而使宋詞能與唐詩並列而無愧色，以至被人們視為有宋一代文學的代表。
二、關於“以詩為詞”
將作詩的本領用於作詞，即“以詩為詞”，是蘇軾革新詞體的關鍵。對此，學者們是有不同看法的。
有的學者對蘇軾的這種創新持有保留的肯定態度。劉毓盤在《詞史》中，沿襲《四庫提要》的說法，謂東坡詞別是一格，“然謂之不工則不可，故與花間一派並行而不廢”。薛礪若在《宋詞通論》中說，讀蘇軾《水調歌頭》、《念奴嬌》等詞，“便覺有萬裏江濤，奔赴眼底，千年興感，齊上心頭，別人不獨無此胸襟，亦且無此筆力”。又說：“此類作品，實為詞中創格。以柳永之解放，仍亦僅變換了花間派描寫的方式，並未改變描寫的內容，所以仍不出閨帷行役的傳統範圍。東坡則不獨變其格式，而且衝出向來的詞學領域，這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兩點。他在詞學中遂成了‘橫放傑出’的另一個派別。”雖對蘇軾的創格也是肯定的，但視為非詞體正宗的“別格”、“別派”。
大部分學者都對蘇軾的“以詩為詞”持肯定意見，認為這是他對詞體革新的一大貢獻。胡適說：“詞起於樂歌，正和詩起於歌謠一樣，詩可以脫離音樂而獨立，詞也可以脫離音樂而獨立。蘇軾以前，詞的範圍很小，詞的限製很多；到蘇軾出來，不受詞的嚴格限製，隻當詞是詩的一體；不必兒女離別，不必鴛衾雁字，凡是情感，凡是思想，都可以作詩，就都可以作詞。從此以後，詞可以詠史，可以吊古，可以說理，可以談禪，可以用象征寄幽妙之思，可以借音節述悲壯或怨抑之懷，這是詞的一大解放。”陳邇冬在《宋詞縱談》中說，在蘇軾之前“‘曲子詞’的曲子，基本上是‘輕音樂’，因而‘詞’也自然相適應的是‘軟性文學’。到了蘇軾，詞的精神麵貌，才為之一變，可以說，蘇軾是詞史上第一個大功臣”。沈英名《詞學論要》則幹脆肯定蘇軾詞是詞學之正統。他說：“陳師道說東坡非詞家本色，是受東坡詩文影響的錯覺，李易安譏東坡詞是不葺的詩，是女人見解。”
周子瑜在《“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一文中也認為：“由於蘇軾用‘以詩為詞’的方法寫詞，這在文學創作上，不能不是一種進步現象，是一項了不起的革新。”朱靖華《蘇軾“以詩為詞”促成詞體革命》一文，不僅肯定了蘇軾“以詩為詞”對開創豪放詞派所作出的貢獻，而且在更廣闊的範圍上論述了蘇軾“以詩為詞”的劃時代意義。該文指出：“蘇軾‘以詩為詞’的主要特點，在於他把詞與詩看成是同等地位的文學樣式，並從這點出發，他毫不顧及傳統文人詞的格調和寫作習慣，反而有意識地把詩的意境、詩的創作方法盡情入詞……蘇軾‘以詩為詞’的非凡成就，在於他從根本上打破了傳統文人詞的舊有格調，賦予詞以新的靈魂和新的生命，即在整個詞體上進行了大膽的再造，而形成為詞史上的一次革命。”又說：“詞至東坡，他‘以詩為詞’，才真正恢複了唐代民間曲詞的本來麵目和反映現實的優秀傳統。”該文還總結了蘇軾“以詩為詞”為詞體帶來的根本性變革：一是從題材內容方麵突破了“詞為豔科”的傳統體製；二是從創作形式上改造了詞體體例的各個方麵；三是衝破音樂束縛，促成詞體解放。文章還認為，蘇軾“以詩為詞”是時代的要求，是追求藝術本質的反映，是詞史發展的規律性體現，是蘇軾卓越文學理論的光輝表露。
有些學者反對將蘇軾“以詩為詞”的意義過分誇大其辭，認為應對蘇詞全麵衡量。沈祖盞在《關於蘇軾評價的幾個問題》一文中說：“我認為，以詩為詞，首先指的是詞所反映的生活內容的擴大。蘇詞中所描寫的情事，當然有許多是和其以前的詞人相同的，但是，許多被別人以為不適宜於用詞來描寫的情事，蘇軾也毫無顧忌地將其寫入詞中來，諸如人生的感慨、仕途的升沉、交遊的聚散、州邑的去留、自然景物的欣賞、農村生活的寫照，甚至打獵、參禪等等，都是前人詞中反映較少或完全沒有涉及的。另外，在少數篇章中，他還隱約其辭地表現了自己的社會政治觀點和對於時政的看法，雖然這一方麵還發展的不夠充分。”她說，蘇軾以詩為詞的積極意義，是在於改變了詞的傳統，擴大了詞的內容，豐富了詞的語言風格，並且為詞發展成為獨立的抒情詩樣式準備了條件。但她同時指出：首先，這一特色卻不能夠反映其全部麵貌，在《東坡樂府》中，婉約綺麗，細膩溫柔，近於晏、歐、秦、柳的作品，仍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其次，我們推重蘇軾以詩為詞，但絕不可以導致蘇詞可以勝過、代表或包括蘇詩的那種概念。他詞的創作時期隻有詩的創作時期的三分之二，而詞的數量隻有詩的數量的七分之一弱，在非常廣闊的生活裏，仍然有某些極其重要的領域是他沒有想到或不準備用詞去反映的。第三，以詩為詞雖兼有內容與形式兩方麵的變化，但這種變化並沒有超出下列範圍，即由比較狹窄地反映士大夫的男女關係方麵的生活，擴大到比較廣泛地反映士大夫的其他許多方麵的生活，或者說，由專門反映比較放浪的生活，擴大到也同時反映比較高雅的生活而已。和這種內在要求相適應，其藝術語言和風格就不能不依舊處於士大夫的美學觀點支配之下，這樣，才在“寓以詩人句法”的同時不至於發生不可調和的矛盾。她認為：“蘇軾以詩為詞，作為一種重大的革新手段，本來是可以，而且應當繼承《詩經》、《楚辭》以及漢、唐詩歌的優良傳統，而使詞的成就更高一些的，但由於他受到自己世界觀中保守落後部分的製約，卻沒有能做到這一點。”王雙啟《宋詞精賞》認為，蘇軾的路子是“以詩為詞”，但他提醒讀者，蘇軾“隻是打破了詞不能描寫廣闊題材的限製，而不是抹殺詩與詞這兩種形式的差別”。吳熊和在《唐宋詞通論》中指出，蘇詞與蘇詩，不僅體調有異，其情致風味，仍多不同，蘇軾一麵革新詞體，一麵又維護與保持詞的特點，他注意發揮詞體音律協美，句式參差，用韻錯落等長處，或縱橫馳騁，窮極變化，或舒卷自如、深婉不迫，創造了他的古近體詩所未能或造的獨特的詞境，因此，“蘇軾既‘以詩入詞’，正其本源，又‘以詞還詞’，完其本色，因而他的革新才取得了驚人的成功”。
劉石在《試論尊詞與輕詞——兼評蘇軾詞學觀》中，通過對曆史上鼓吹“以詩為詞”的人的觀點進行考察後指出：“不論‘以詩為詞’和鼓吹‘以詩為詞’者的本意如何，從其理論中透露出來的，確實是以詞為餘事，為小技小道的輕詞意識……造成了損害詞體特性、危害詞體獨立性的結果。”並認為，蘇軾的意識深處是輕視詞這種文體的，首先反映在他有關詞體、詞學的一些見解上，比如認為張先的詞是其詩歌的餘技，稱自己之所作為“小詞”等，同時又“以詩為詞”來使之高貴、尊嚴起來。導致數百年後“詩詞合流”並認為是詞體的出路，“如果真的做到了，作為一種獨立文學體裁的詞還存在哪兒呢？”其次反映在他的創作態度上，“烏台詩案”之後，他作詩減少，卻有兩種文字不妨作，一是僧佛語，另一就是小詞。其回文詞、嵌字詞、自創不可解之詞、集句和隱括詞完全背離了文學創作“為情而造文”的基本要求。且他的詞中“妖嬈麗、格調低靡”的豔詞也不少。
一些學者試圖將“以詩為詞”這一問題挖掘得更加深入，從其他角度提出了新的詮釋。比如楊海明《試論蘇軾詞的充分“士大夫化”》，采用王國維的說法，將蘇軾“以詩為詞”的傳統說法闡釋為詞的“士大夫化”，說“從李煜開始，詞中就出現了兩大視野，一種仍舊沿著《花間》的方向發展，把詞拘囿於‘花前月下’、‘檀板金尊’的豔科之中”，“另一種則繼承了李煜詞‘言誌’的傳統，使詞的發展更向著‘社會化’、‘開放化’的方向前進，這乃是我們所說的詞的進一步‘士大夫化’。而蘇軾對詞史所作的貢獻，正在於他完成了詞的充分‘士大夫化’”。該文從縱橫兩個角度論述了蘇詞的“士大夫化”傾向，說“蘇詞中所出現的作者自我形象具有多側麵、多層次的特點，比較全麵和深入地揭示了一個生活在北宋中期士大夫文人的思想麵貌”，從詞中可以看出，蘇軾是“一位憂國愛民、深有抱負的士大夫文人”、“一位襟懷開闊、感情豐富的士大夫文人”、“一位飽經憂患、覃思深慮的士大夫文人”。該文又從風格方麵指出，蘇詞充分地浸潤了士大夫的審美情趣，“為以詞言誌，直抒經濟之懷開啟了先聲”，正如該文作者所言，“通過這一論題的剖析，我們對於蘇軾‘革新詞風’、‘以詩為詞’的本質內涵也就透視的越加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