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對於文藝自身的規律有深刻的認識，他不僅是大作家，也是理論評論家，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20世紀有許多學者撰文討論蘇軾的文藝觀，出現了大量有價值的研究成果。
一、蘇軾文藝美學思想的特色
錢鍾書在《宋詩選注》中談到蘇軾的文藝批評時說：“他批評吳道子的畫，曾經說過‘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從分散在他著作裏的詩文批評看來，這兩句話也許可以現成地應用在他自己身上，概括他在詩歌裏的理論和實踐。”劉國臖在《蘇軾文藝理論研究》中，極為讚成錢鍾書的觀點，認為這兩句話可以用來概括蘇軾的整個文藝理論。說蘇軾的以體用為本、有為而作、文以達意、自然天工等觀點，以及清新論、枯淡論，詩歌中的傳神論等等，都顯示了他“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的個性。
曾棗莊在《三蘇文藝思想初探》一文中指出：“蘇軾結合自己的豐富實踐來談文藝，因此談的特別具體，特別深刻，相當中肯地分析了文藝創作的特點和規律。”劉乃昌《蘇軾的文藝觀》亦雲：“蘇軾的文藝思想是充實的，有特色的，其中有不少是深得創作三昧的經驗之談，是觸及文藝特質的真知灼見。”蘇軾文藝思想的特色，涉及其思想淵源問題。項楚《論〈莊子〉對蘇軾藝術思想的影響》一文認為，蘇軾“具有豐富而廣泛的藝術修養，加上對《莊子》又有深入領會，因此也善於把莊子的某些思維形式移植到藝術領域，改造成為頗具特色的藝術思想”。他認為蘇軾文藝思想中的“胸有成竹”說源於《莊子》的“佝僂丈人承蜩”、“梓慶削木為”兩則寓言，其“傳神”說、姿態橫生的藝術境界，以及“意與境會”的看法均與《莊子》有淵源關係。周小華在《蘇軾的“虛”、“靜”、“明”觀——論莊子的“心齋”思想對蘇軾後期思想的影響》中，具體論述了《莊子》的虛、靜、明思想對蘇軾思想的影響，說“蘇軾精神的嬗遞的過程，也就是他如何以莊學來調整自己的思想，讓自己獲得思想平衡的過程”。
有一些文章全麵分析了蘇軾文藝思想的特點。如顧易生的《蘇軾的文藝思想》認為，思想解放是蘇軾文藝理論的特色，蘇軾既肯定儒家的經世致用之學，又對儒家的空洞教義不滿，從佛道兩家思想中吸取思考和觀察問題的方法。因此，蘇軾論“道”，不僅不同於道學家，與古文家也有所不同。在認識方麵，他力圖將動與靜、深入體驗與高瞻遠矚結合起來。他強調神似，但並非不要形似，強調詩畫結合。王向峰的《論蘇軾的美學思想》一文，從“物與意”、“形與神”、“文與質”三個方麵來概括蘇軾的美學思想，認為蘇軾的過人之處是他對藝術創造過程的考察，他把外物與主體聯係在一起，從審美的心理過程上揭示了從生活對象到藝術形象的轉化過程。樊德三《論蘇軾關於文藝的美學主張》，將蘇軾的文藝觀總結為“真實”、“自然”、“獨創”、“有益”。滕鹹惠《蘇軾文藝思想簡論》，分析了蘇軾對文藝與現實關係問題的看法，說“一方麵，他認為文藝是客觀現實的反映和再現，是在普遍和特殊統一的基礎上的反映或再現”，“另一方麵，他認為文藝是在客觀現實觸發下產生的感情、心意的抒發或表現，是一種無拘無束、自由奔放的抒發或表現”。淩南申的《論蘇軾的藝術美學思想》一文，從蘇軾的人生哲學出發，分析了蘇軾的文藝價值觀，認為蘇軾對文學藝術的看法是有分工的，即認為文章是實用的，而藝術是審美的。在審美創造和審美欣賞中，蘇軾極力強調審美享受的重要性，主張“適意”、“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於物”，突出了人的主觀能動性，使藝術審美與個人生活聯係更加密切了。蘇軾還主張藝術美與自然美的統一，“意”與自然的統一，豐富和發展了意境理論。
張維在《試論蘇軾的美學思想與道學的聯係》一文中說：“蘇軾對美學與藝術的創造是基於對‘道’的追求和修煉，因而他的美學思想與道學密不可分。若離開道學而研究其純粹的美學思想，就不得其要了。”作者還說“蘇軾不僅是一位文學家，而且是一位道學家”。他這裏所說的“道學”實際是蘇軾以儒家包容佛道兩家思想的“道”，而非傳統意義上的“道學”。楊勝寬在《論蘇詩的藝術追求與人格境界的統一》中指出，蘇軾在藝術創作上的成功道路，有著政治失意、人生困迫的直接推動。他將蘇軾的藝術活動分為“被迫的藝術活動”、“積極的藝術活動”與“平淡自然的藝術活動”三個層次，說“它們從不同角度、不同意義上對俗尚人生境界的提升，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說蘇軾的文藝活動“早年為‘知之’之境，中年為‘好之’之境，晚年為‘樂之’之境，這一進程的完成，使其人格境界與藝術追求實現了最自覺完美的結合”。
二、蘇軾的創作論、風格論、審美觀和批評觀
創作論是蘇軾文藝思想的重要內容，學界有不少專門的研究，用力最勤的學者是徐中玉。他在《論蘇軾“言必中當世之過”的創作思想》、《論蘇軾的“隨物賦形”說》、《論蘇軾的“道技兩進”說》、《論蘇軾的“自是一家”說》、《論蘇軾的“文理自然姿態橫生”說》、《論蘇軾創作思想中的數學觀念》等一係列專題論文（後收集為《論蘇軾的創作經驗》一書）中，對蘇軾創作思想中的許多重要理論命題和觀念作了深入細致的探討。其中較為新穎、也引起了爭議的是關於“數學觀念”的提法。徐中玉在《蘇軾創作思想中的數學觀念》一文中提出，早在《莊子》一書中說工藝創作，就有個數據問題，劉勰也認為文藝創作之妙“可以數求”，而蘇軾則直接從藝術的鑒賞中感受到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應該力求“妙算毫厘得天契”、“得自然之數”的必要性，因而認為美也“可以數取”，創作不能“求精於數外”。認為蘇軾這種既能看到“數”的重要，又認為並非一切決定於“數”的創作思想是符合創作規律的。對此，易重廉在《蘇軾創作思想中真有所謂“數學觀念”嗎——向徐中玉先生請教》中提出了不同看法，認為劉勰和莊子所說的“數”是“理”，是“道理或規律”，並非徐先生所說的“數學觀念”的“數目”、“數據”，無論是從蘇軾對“數”字的理解來看，還是從蘇軾的創作經驗來考察，都看不出蘇軾的創作思想中有所謂“數學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