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庭堅的詩歌，楊萬裏的《誠齋詩話》稱之為“山穀詩體”，而嚴羽的《滄浪詩話》稱之為“山穀體”，向來被認為是江西詩派的楷模。1949年以前的一些詩史和文學史著作，多把山穀詩作為江西詩派的代表加以批評；1949年後，除繼續受到批評外，山穀詩的思想內容也一度受重視。但人們更感興趣的是山穀詩藝術方麵的特征，諸如學杜、用典、句法、藝術風格，以及與其他詩人的比較等。
一、山穀體與江西派
元時期是宋詩發展的高峰期，李維於1920年寫得《詩史》指出，元時期詩人以蘇軾享名最盛，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均出其門，時稱蘇門四學士，“四學士均能詩，惟山穀名與東坡埒，至其體格，則又自成一家，所謂江西詩派者宗之。陳師道自謂學法山穀，頗能得其仿佛，宋末方回撰《瀛奎律髓》，於江西派倡為一祖三宗，一祖杜甫；三宗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總之，詩至山穀、後山，宋詩一大變局也。劉後村曰：‘國初詩人，格擬晚唐，楊、劉又專為昆體，至梅、蘇始稍變以平淡，六一、坡公，巍然大家，山穀稍後出，薈萃百家句律之長，極曆代體製之變，作為古律，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書，為本朝詩家之祖’”。梁昆《宋詩派別論》亦雲：“江西詩派，風行宋世，黃庭堅其始祖也。然庭堅時有詩派之實，尚無詩派之名；詩派之名，起於南宋呂居仁作《江西詩社宗派圖》，自山穀以下列陳後山等二十五人。”又說黃庭堅“詩與東坡齊名，號蘇、黃；詞與少遊齊名，號秦七、黃九；中年出東坡門下，東坡嚐稱之曰：‘其詩文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世人久無此作！’由是名始大噪，及謫黔州，句法尤高，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宋興以來，一人而已……蓋歐、蘇以來，鮮專攻詩者，獨山穀專攻之，卒自成一格，山穀沒後，其體法大行，遂為江西派，流風餘韻，直至近代，猶未盡歇。”如此說，則山穀體非獨江西派之宗，亦為宋詩派之祖。顧隨在《宋詩略說》中說：“詩之工莫過於宋，宋詩之工莫過於江西派，山穀、後山、簡齋。宋人對詩用功最深，而詩之衰亦自宋始。”又說：“凡山穀詩出色處皆用人之詩，整舊為新。”劉麟生在《中國詩詞概論》中，言及詩的散文化時說：“散文化的詩，不事雕琢，專講清新——意境上的清新，字句上的清新，固然是一種長處；可是矯枉過正，不免有生硬之處。走到這極端的，便是‘江西詩派’，而以黃庭堅為之領袖。”又說：“黃庭堅詩生澀拗拙，不易於讀，讚成反對之者，不免趨於極端……黃庭堅自己也說：‘寧律不協而不使句弱，寧用字不工而不使語俗’，這種精神作詩是極好的，可惜山穀自己過於矯揉，弄得後來江西派的詩漸漸不可讀了。此外散文化的詩，經過黃庭堅這一派的人生主張，深刻的去作詩，於寫實一方麵，倒是很近。”
錢基博在《中國文學史》中對山穀詩提出了較為尖銳的批評，說黃庭堅“畢生精力，盡於下語，煉句而未能煉意，語新而意傷木；用事而或艱用筆，事融而筆未渾；所以勢峻而或仄，筆老而不到。大抵古人文字，有辭達而意不警者，杜牧之古文是也。有筆老而意欠到者，黃庭堅之詩是也”。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中國文學史》（二），論及黃庭堅時說：“他在文學上的聲名，不論是在他的生時或在他的死後，都遠遠地超過他的實際成就，並得到江西詩派領袖的地位。他在《答洪駒父書》中，提出了詩歌創作的主張說：‘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人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這是江西詩派最重要的綱領。”認為黃庭堅和江西詩派的作者“錯誤地以為晚唐、西昆的弊病主要的是在於作者讀書不多和缺乏藝術技巧。於是他們提倡多讀書，提倡學韓、杜，學孟郊、張籍；在技巧上，他們提倡‘無一字無來處’；提倡‘點鐵成金’和‘奪胎換骨’；提倡創製拗律等。這是舍本逐末，違反內容決定形式的規律，以形式主義來反對形式主義的道路”。
二、山穀詩的思想內容
在五六十年代的文學研究中，思想內容的正確與否成為評價作家作品的首要標準，對山穀詩的評說也未能例外。言及黃庭堅的作品時，中國科學院文學所的《中國文學史》（二）認為：“他的大部分詩歌，除宣傳一般的儒家思想外，便以大量的筆墨替禪學說教。而且確是‘搜獵奇書，穿穴異聞’，在作品裏顯示他的淵博。在造句用字上，他又勤苦鍛煉，頗見功力，接近韓愈、孟郊的風格。這樣的作品，代表了那些閉門讀書、空談哲理、脫離現實的上層士大夫的意識形態和藝術趣味，無怪乎在他們中間能夠風靡一時了。”遊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三）說：“他的社會接觸麵較之前輩詩人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都遠為狹小，長期的書齋生活與脫離現實的創作傾向使他隻能選擇一條在書本知識與寫作技巧上爭勝的創作道路……他同一般低能文人的模擬、剽竊不同之處，是在材料的選擇上避免熟濫，喜歡在佛經、語錄、小說等雜書裏找一些冷僻的典故，稀見的字麵。在材料的運用上力求變化出奇，避免生吞活剝。為了同西昆詩人立異，他還有意造拗句，押險韻，作硬語，連向來詩人講究聲律諧協和詞采鮮明等有成效的藝術手法也拋棄了。”也就是說，黃庭堅是一個脫離現實、僅靠書本知識作詩的詩人，山穀詩在思想內容方麵無可取之處，隻是於表現形式方麵出奇立異而已。
80年代以後，人們開始以較為實事求是的態度討論山穀詩的思想內容，試圖為黃庭堅平反，摘掉其脫離現實、脫離形式主義的帽子。匡扶的《山穀詩的思想內容新探》認為，山穀的政治思想是以儒家的仁政愛民思想為核心的，山穀的大量詩作中表現的思想內容，也以這種仁政愛民思想為其主要的組成部分。他的詩“還是基本上可以歸之於現實主義行列之中的”。孫文葵的《論黃庭堅詩的民主性精華》認為，山穀詩“正是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的風雲變幻的反映”，並具有民主性精華。王士博《黃庭堅詩平議》則認為：“黃庭堅詩境不廣，對社會政治問題有意回避，少所表示，寫景詠物之作也並不多。”但並不能以此否定黃詩，因為黃詩“把時代的折光更敏銳地聚焦於他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上，比同時期其他詩人更敏銳地反映了那個可悲的曆史時期”。白敦仁的《論黃山穀詩》指出：山穀的思想和性格與他所處的時代的矛盾是深刻的，現實的衝突引起了內心的衝突。山穀詩深刻而細致地描寫了這種衝突，從而曲折地反映了現實，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和認識意義。因此，把山穀詩簡單地斥為形式主義是沒有根據的。淩左義的《黃庭堅詩歌思想價值的論辨》對黃詩的現實性內容作了如下概括：反映了北宋王朝與外民族的矛盾；反映了北宋黨爭；反映了人民的疾苦；描寫了下層知識分子的生活；表現了美好的人情和深沉的鄉思；批判流俗，讚美樂善安貧，不趨權勢的高尚情操等。胡守仁在《論山穀七律》中認為，山穀生活的時代不同於在動亂中度過的杜甫，他有反映現實的詩歌，其他如友於之愛、不樂仕進、知音難遇等主題在其詩歌中則更比較突出。
在《江西詩派研究》一書中，莫礪鋒將黃庭堅詩按題材內容的不同劃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思想感情比較蒼白，在內容上沒有多少價值的作品。主要包括挽詩37首、與親友饋贈物品時贈答之詩176首和詠物詩85首；此外，有一部分題詠書畫和亭軒堂閣等建築物的詩也有同樣的缺點。第二部分是反映時事政治和民生疾苦的詩，在思想內容上具有比較積極的意義。第三部分包括思親懷友、感時抒懷、對羈旅行役和生活遭遇的描繪，以及一部分題詠書畫和軒亭等建築物的詩。作者指出，這一部分占黃詩總數的三分之二，“無論從思想內容還是藝術特色的角度看，它們都代表了黃詩的主流”。前野直彬主編《中國文學史》說，黃庭堅推崇杜甫達到了近乎信仰的地步，“卻又創造了與杜甫的激情兩極相對的詩歌境界”，“在他的詩中並非沒有對民眾生活的關心，然而抗議其慘苦的詩歌較少，與知友的贈答詩占據了他詩集的壓倒部分。這大約是因為這位詩人很清楚：當成為民眾的代言人時，難免有語言空洞化的危險，遂在士大夫的日常情趣的持續關心中，顯示了想要限定自己的任務的潔癖吧”。孫望、常武國主編的《宋代文學史》認為：“黃庭堅現存詩歌約1900餘首。就其內容而言，贈答詩、次韻詩、詠物詩占有相當比重。其中部分詩歌，或以詩代箋，偏於應用；或依韻限題，涉於應酬；或雕雋新巧，近乎遊戲筆墨，這類作品往往缺乏詩的韻味，價值不大，可以略而不論。黃詩中值得注意的有兩個部分：其一，直接涉及現實的；其二，側重表現自我的。”並指出，由於黃庭堅性格內向，為人較謹慎隨和，奉行“和光同塵”的處世哲學，所以直接抨擊時政的作品不多，但並非沒有。在山穀詩中，寫得最出色、最有個性的，是那些著重表現自我的人格和情操的抒情詩。
三、山穀詩的藝術特征
黃庭堅詩歌在藝術上對杜甫、陶淵明、韓愈、李商隱及西昆詩派都有所繼承。梁昆在《宋詩派別論》中說：“山穀父既學杜，師又皆學杜，則山穀詩可得不學杜耶？……又可知山穀學杜間接受王荊公影響不少。”他還說，山穀學杜隻是“以老杜為主耳，老杜外，有陶淵明，亦山穀所宗”，並說“山穀嗜陶，似在晚年，其所以嗜陶者，則曆經世變，又受東坡影響使然耳”。“總之，杜甫詩為山穀所宗主，陶潛、韓愈、李白三人皆山穀所推尊，蘇軾、韓維、李常、孫覺、謝師厚五人皆山穀所親炙，而西昆體、王安石皆山穀所得力，黃庶則山穀之父也。山穀可謂集宋詩大成者矣！惟晚唐詩為山穀所卑棄也。”這就是說，山穀詩的藝術淵源較多，但以學杜為宗旨。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三）認為，黃庭堅教人規摹古人，“在無數的古人之中尤要規摹陶、杜，在二人中尤要規摹杜甫，杜甫詩中尤要規摹到夔州以後所作”。錢鍾書在《宋詩選注》中指出：“自唐以來，欽佩杜甫的人很多，而大吹大擂地向他學習的恐怕以黃庭堅為最早。他對杜詩的哪一點最醉心呢？他說：‘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在他的許多關於詩文的議論裏，這一段話最起影響，最足以解釋他自己的風格，也算得江西詩派的綱領。”金啟華在《杜甫詩句對黃山穀之影響》中，羅列出山穀上百句模仿杜甫的詩句，其中有一字不變者，有變一二字或三四字者，有七言化用為五言者，有五言化用為七言者，有用其意不用其語者，有稍易其意者……故說“惟山穀雖受歐、王及西昆影響，而真功夫所在，仍學杜公”。並說山穀有些詩句如“落木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即使闌入杜集中也難以分辨，山穀“學得杜甫之造句手法”，江西派詩人與杜甫的淵源，是明顯的。陳俊山在《關於江西詩派》中指出，杜甫夔州以後的詩“的確達到了爐火純青的藝術境界。他把詩句用得猶如繞指柔的百煉之鋼，得心應手，變化無窮。但在取材上，由於生活環境的原因，就不像在長安和安史之亂時期的重大。寫景狀物都很入微入妙，在某些詩句的造語上顯示了詩人的新的嚐試，即所謂‘拗句’。而庭堅卻僅僅著眼於杜詩的這些調遣字句的功夫上，而沒有學到杜甫的全體，沒有學到他的精神，因此，他的詩歌創作，從內容到形式，就不可能恢宏壯闊和博大精深，而是穿幽鑿險，鑽入狹小的深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