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庭堅的詞流傳下來的有近兩百首，在北宋可稱有影響的一家，當時的人即將他與秦觀並稱秦七、黃九。黃庭堅的詞作是否可與秦觀媲美呢？這仍然是一個爭議較大的問題。由於北宋有成就的詞人較多，黃庭堅的詞名又往往被詩名所掩，所以很多文學史著作根本不提黃庭堅的詞。但黃庭堅的詞無疑是有研究價值的，20世紀的許多學者就給它以很高的評價。
一、秦七、黃九之比較
胡適在《詞選》中指出：“黃庭堅的詩為江西派的祖師，影響至今不絕。他的詩多用古典，流弊甚大。但他作小詞，卻流麗明顯，絕不似他的詩。這是因為他的詩是流行於文人社會的，而小詞是為歌妓們作的居多。故兩種作品絕不似一個時代的產物，更不似一個人的作品。他的詞的品格在柳永與秦觀之間……《山穀詞》中確有風格很低的，如‘奴奴睡也奴奴睡’等。但如‘望江東’及‘水調歌頭’，意境已近東坡，不是柳永一派了。”
龍榆生在《蘇門四學士詞》中指出：“秦、黃”並稱，而兩人作風不同，後人亦多優劣之論，彭孫《金粟詞話》雲：“詞家每以秦七、黃九並稱，其實黃不及秦遠甚”；馮煦《宋六十一家詞選》例言雲：“後山以秦七、黃九並稱，其實黃非秦匹也。若以比柳，差為得之。蓋其得也，則柳詞明媚，黃詞疏宕，而褻諢之作，所失亦均”；李清照論“詞別是一家”，則以秦、黃並屬當行。他認為此諸家之說“各見一偏”，山穀詞“有極纖濃者，有極俚俗者”，不免與柳永一同被譏；但“山穀既從東坡遊，不免潛移默化。又以文字遭遷謫，意不能無所鬱拂，作風因之轉變”。其後期作品“類皆調外有題，而又充分表現作者個性”。“擺脫婉轉綢繆之度，一以空靈疏宕之筆出之，謂非東坡法乳而為稼軒前驅，得乎？”又說：“山穀接跡東坡，而下啟稼軒，於詞體中別開生麵者，尚有兩種：一種為葉韻處全用相同之語助詞，或隱括他人詩文以入律，如隱括《醉翁亭記》為《瑞鶴仙》……與稼軒《水龍吟》題瓢泉作之句末多用‘些’字者相類，惟稼軒以‘些’字為助詞，上一字仍各葉韻，音節上較美聽耳。一種為借詞體以說哲理。此風開自東坡，而山穀紹述之。集中有江寧江口阻風戲效寶寧永禪師作《古漁家傲》四首，以禪宗語為之……讀之不知果作何語？而影響後來者甚大，稼軒之以《莊子·秋水篇》入詞，與《道藏》中各家詞集之言修煉導引術者，大抵皆由蘇、黃之解放詞體，導其先河也。”
薛礪若《宋詞通論》認為，山穀詞“遠不如耆卿、少遊的專精”，多半都是信手寫來的短歌俚曲，或變相的詩。但他還指出，黃庭堅的詞有時寫來也極新警峭健，成為最高的作品。該書還認為，山穀詞的特異處在於敢於用極俚俗的句子，“極有嚐試的精神”。陸侃如、馮沅君的《中國詩史》對黃詞的評價與此相似，說其詞“遠不及秦”，“他的詞實無什麼顯著的作風，他是位依違在蘇軾、柳永、秦觀三人間的作者。大約黃詞的豪放處近蘇，豔冶俚俗處近柳，婉媚處近秦”。“但他學蘇而未得其清曠，學柳而未得其詳贍，學秦而未得其深切。”鄭賓於在《中國文學流變史》中對山穀詞評價卻非常高，他指出，黃庭堅的詞有三個不同的方麵：第一方麵是豪放的，第二方麵是濃豔的，第三方麵是俚俗的。其豪放詞出於蘇軾，其濃豔詞受著花間、柳永的影響，而受秦觀影響最多。又謂“淫豔側媚之作，乃是山穀的好詞。濃情渾樸，情致生動，卻要算是他的長處”，特別是描寫男女之間的戀愛，“用這種大膽的毫無忌憚的態度來描寫兩性間的愛情，將他略無遮飾地赤裸裸地盡量表暴的詞”，“他隻感覺到男女間火熱般的愛情是需要有像他這樣的手筆描寫的，他隻是寫來務求真實深厚，卻沒想到‘淫豔’、‘輕薄’的名詞上來。他的這方麵的來源，得諸《花間》者少，得力於秦七者大”。至於俚俗的詞，當時雖有同調，但都沒有山穀那樣大膽的解脫。山穀盡量地采用方言俗語以入詞，其結果遂竟造成了純粹的民間文學，如“奴奴睡也奴奴睡”之類，任何種人都適宜上口，不像柳永那樣，雖然凡有井水飲處皆能歌，但惜終竟是文人的所有品，沒有知識的人還是懂不了的。作者又謂山穀詞有三個特點：一是它所描寫的是真的民間情態；二是它的內容是以真的民間事物為題材；三是它的遣詞造句是接近當時民眾的語言，隱隱然在作‘言文合一’
的工作。這三點價值，便是俚俗之詞所獨擅的。同時他還指出山穀詞的三種毛病：一是影射的毛病，二是拆字猜謎的毛病，三是剪裁前人詩詞句子的毛病。
二、山穀詞風及其特色
五六十年代，學術界沒有一篇研究黃庭堅詞的專論，而從“文革”以後，特別是1980年以後，研究論文增多，對山穀詞的評價也有了普遍提高。開風氣之先的是楊海明的《黃庭堅詞淺析》，該文認為黃詞有兩種迥然不同的風格，一是青年時代的“淫詞豔曲”，二是比較嚴肅的“言誌”之作。作者認為黃庭堅在詞史上有一定的承前啟後的作用。蔡厚示的《黃庭堅詞風管窺》指出：“黃庭堅正是從不斷的求索中總結了成功和失敗兩方麵的經驗，才在晚年使他的詞和詩一起攀登上了新的高峰。”該文認為：對黃詞的評價不應低於秦觀，“比目前的教科書上所作的評價適當予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