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室南渡前後是宋代文學風氣轉變的時期，也是承前啟後的時期，比如周邦彥為代表的大晟詞人在詞的格律和藝術手法等方麵的探討，對南宋雅派詞的發展有直接的影響；呂本中提出的“活法”理論，成為此後流行廣泛的江西派詩法等等。其次是當時的許多作家因國破之痛而在創作中追求雄豪的氣格，形成了以張元、張孝祥等人為代表的愛國作家群，陳與義和“江西派”的詩人們在詩作中也出現了反映社會現實的傾向。綜觀20世紀對這一時期文學的研究，大多是圍繞著上述問題所作的闡述和評價。在這一時期還有幾位較為特殊的作家，如被一些研究者稱做“頹廢派”的朱敦儒，和可以與李清照比肩而聲望較低的朱淑真，對這兩位作家的爭論也是比較多的。
周邦彥作詞，注重詞的藝術形式，在聲律、句法、煉字等方麵下了很大功夫，並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20世紀之初，王國維撰寫了《清真先生遺事》，對周邦彥的生平事跡作了較為詳細的考證，為周邦彥的研究打下了較好的基礎。此後，除了龍榆生在《詞學季刊》上發表的論文和幾部文學史著作提到他以外，很少有人對他作專門研究。一直到1962年，關於周邦彥的論文僅有十餘篇。之後的近十年間，關注周邦彥的研究者寥寥無幾，相關的研究幾乎成了空白。1978年後至今，僅研究周邦彥的文章就有一百餘篇，並出現了若幹學術專著，如韋金滿的《周邦彥詞研究》，香港九龍學津書社1980年版；王支洪的《清真詞研究》，台灣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83年版；錢鴻瑛的《周邦彥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劉揚忠的《周邦彥傳論》，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並有大量的周詞選注讀本，周邦彥研究日臻全麵和深入。
一、生平、思想及著作整理
關於周邦彥生平事跡的研究，由王國維首發其端。而人們所關注的主要有以下三個問題：一是初次獻賦的時間，二是再進賦表的時間，三是周邦彥的生卒年。
王國維曾列舉關於周邦彥進《汴都賦》之時間的三種說法：
元豐初年說：《宋史》本傳及《揮麈餘話》持此說，後者還指出是“元豐元年七月”；元豐六年七月說：錢塘丁氏《武林先哲遺書》、重刊明單刻本《汴都賦》持此說；元豐七年說：持此說者為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王國維認為元豐元年當為六年之誤，他說：“賦中所陳有疏汴洛、改官製、修景靈宮三事……此三事皆在元年之後，此一證也。樓攻愧《清真先生遺文集序》雲：‘未及三十作《汴都賦》。’時先生方二十八歲。若在元年，則才二十三歲。當雲年逾二十，不得雲未及三十，此二證也。樓《序》、《鹹淳誌》、《直齋書錄》皆雲‘賦奏，命左丞李清臣讀於邇英殿。’……清臣以元豐六年八月辛卯自吏部尚書除尚書右丞，至元初，乃遷左丞，則左丞當為右丞之誤，獻賦在七月，而讀賦則在八月以後，亦與事實合，此三證也。”後來劉揚忠在《北宋晚期的詞壇領袖周邦彥》中沿用其說。但白敦仁在《周邦彥及其〈清真詞〉》中則認為，周邦彥初次獻賦在元豐七年三月，時年二十九歲。因為他認為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對該事記載清楚，與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之記載吻合，並說王國維的考訂“偶失檢耳”。
關於周邦彥再進賦表的時間，《揮麈餘話》及《東都事略》等均以為於徽宗朝蔡京掌權、周邦彥除秘書省正字之後，獻賦之前即作有《壽蔡元長》詩；經王國維考證，明確在哲宗元符之初，後來的學者均無異議。其說如下：一是，《壽蔡元長》詩雲：“化行山川禹貢內，人在周公禮樂中”，必作於崇寧大觀製作禮樂之後，時先生已位列公卿，若於此時進賦表，不得雲“飄零不偶，積年於茲”；二是，表文中提到“出久幽之神璽”，此正哲宗元符事；三是，若《重進賦表》作於哲宗時，則不應不及哲宗朝誦賦之事。
關於周邦彥的生平、家世與交遊，仍以王國維《清真先生遺事》為最詳，以後的研究專著雖有所論列，但總體上的突破並不大。尤其是周邦彥的家世，自王國維以來，一直認為是不可考的謎，但劉永翔的《周邦彥家世發覆》一文稱，他在翻閱宋代文集時，在呂陶的文集《靜德集》中發現了周邦彥父親的墓誌——《周居士墓誌銘》（文津閣四庫全書本、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卷二十六收有此文，文淵閣四庫全書失收），從而揭開了這個謎底。根據墓誌的記載，周邦彥之父周原，生於宋真宗天聖三年（1025）或四年（1026），卒於熙寧九年四月，賦性不羈，博涉百家之書。嘉元年，三十二三歲時生邦彥，為其少子。作者還推斷，墓誌為邦彥轉托他人請求舊黨人物呂陶撰寫，此事可進一步證明周邦彥“不僅與新、舊兩黨均無依附，而且也一無避忌”。此外，馬成生、趙治中撰有《周邦彥年譜》，對其生平作了較詳的介紹。
關於周邦彥生平的一件大事是他與李師師的傳聞。張端義《貴耳集》有關於徽宗微服私訪李師師，李師師因送周邦彥而遲歸一事。王國維考證雲：“徽宗微行，始於政和，而極於宣和。政和元年，先生已五十六歲，官至列卿，應無冶遊之事。”又周密《浩然齋雅談》有周邦彥為太學生時遊李師師家一事，王國維亦為之辯誣。此後的研究論著中基本不再以為周邦彥與李師師有曖昧關係。
周邦彥曾經提舉大晟府，但提舉大晟府的時間及其具體情況，人們卻並不熟悉。許多人甚至以為周邦彥在大晟府中聚集了一批精通音樂、講究格律的詞人，成為這一派的領袖。龍榆生在《清真詞敘論》中，即引用《碧雞漫誌》之話後說：“大晟樂府為當日政府所設之最高音樂機關，網羅專門人才，即如《漫誌》所稱之美備。以是創製新譜，其曲遂繁。清真實總其成，自製當不為少……其沉浸於音樂環境中如此，此為清真詞成就之又一主因也。”由於材料匱乏，論此事者多係揣測之言。諸葛憶兵撰文《周邦彥提舉大晟府考》指出，對於周邦彥提舉大晟府的時間，有三種說法：一是沿襲王灼、張炎的錯誤，以為是崇寧四年（1105）；二是王國維在《清真先生年表》中以為是政和六年（1116）；另一種是陳思在《清真居士年譜》
（《遼海叢書》第六輯）中所持的宣和四年（1122）說。據該文作者考證，應該是政和六年十月至七年三月之間，其任期最長不超過半年，短則或許隻有一兩個月。任職大晟府需要拍馬奉承的功夫，而周邦彥不擅此術，據說還拒絕過蔡京。不依傍權臣為靠山，故不久即被排擠出府。
關於周邦彥的思想、政治態度及其詞中有無寄托等問題。先是王國維《清真先生遺事》認為其《汴都賦》頗頌新法，後是羅烈所輯周邦彥佚詩與佚文，是關於其政治態度的更有力的佐證。羅氏在《漫談北宋詞人周邦彥》中，論述了《汴都賦》中涉及新法的諸問題，認為周邦彥是執著而積極地支持新法的詞人。劉揚忠在《周邦彥佚文佚詩淺議》中，對周邦彥的佚詩佚文作了詳盡的分析，他指出，《汴都賦》是“一曲王安石新政的頌歌”，周邦彥在賦中“表達了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政治理想，作為一個初出茅廬的太學生，他的膽識的確有高出儕輩之處。”劉揚忠還指出，在賦中可見周邦彥是有一定政治見解的，並非如有些研究者指出的那樣，是一個隻知以音樂和文學去為腐朽的統治者效勞的“豔情”文學家，但他遠不是一個政治家。至於《重進〈汴都賦〉表》，則可見出作者的“品格、氣節和多年的苦衷”，文中說：“結合他直到晚年宦途才稍顯達，很快又因不肯作詞頌祥瑞而被徽宗調出大晟府、再度遠放州任的事實，我們可以斷定，周邦彥算得上是一個立身有本末的正直文人”。
與羅烈意見稍有不同，葉嘉瑩認為周邦彥是一個本分的詞人。她在《論周邦彥詞》中說，周邦彥“少年之激進與晚年之恬退，可以說是其一生為人之基本態度”，又將其政治態度與蘇軾做了比較，說蘇軾早年上萬言書，是真正有一份自己在政治方麵的理想和襟抱，而周之萬言賦“雖亦頗有關於新政之敘寫，卻已是因時稱頌的成分多，而真正出於自己之理想襟抱者少”；就學道而言，“蘇之融通洞達，是對於得失榮辱有了無礙於心的超然解悟”，而周邦彥之恬退“則似乎正是由於他對榮辱禍福仍然有所畏懼的一種顧慮”。
關於周邦彥詞的版本著錄及流傳情況，王國維《清真先生遺事》中有《著述》一節，作了較為詳細的考訂，謂“先生詞集，行於世者，今惟毛刻《片玉詞》二卷；王刻《清真集》二卷、陳注《片玉集》十卷，則元刻僅存”。吳則虞的《清真詞版本考辨》，繼王國維之後，將周邦彥詞的文獻整理工作推進了一大步。他指出除了王國維所提到的7種宋刻本外，還有4種，共11種。又列舉了元本兩種、明4種、清8種、近人校印者9種、不詳者兩種，凡36種，在擇其要者做了精詳的考辨後指出：“祖本明，則清真詞之二源眾流，以及後來裒合增輯之跡斯睹矣。直齋著錄之前後集本之清真詞之麵目得見，則周詞之真贗，可於此以推考之！而強煥之功過亦著明矣。方、楊、盧、陳所見之本，既不相同，校字評律者，當各從其當，毋相膠滯矣。元本雖早未必佳，毛本雖遲而精善，評騭頗異於前人，於前人校理之事，或有所平反矣。鄭文焯謂不滿百闋之清真集即元巾箱本，又雲陳少章為元人；曹員忠、朱孝臧譏子晉擅改名目；王國維謂清真詞宋僅七本，又雲子晉未見元龍之注；賢者千慮之一失，今俱得以辨明。然則此篇之文，故不敢僭居於片玉之功臣，而寸莛蹄涔，惟冀竊附於前修之諍友。”該文附清真詞版本源流表及清真詞考異，作者點校的《清真集》於1981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時，這些成果也附在了書後。
二、關於周邦彥詞的“集大成”
周邦彥在詞史上集大成，古已有此論。如周密推尊周邦彥，說他的詞是“集大成者也”，將其比為顏真卿之書法。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謂：“詞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蘇、秦之終，後開薑、史之始，自有詞人以來，不得不推為巨擘。”王國維早年對周詞尚有訾議，至晚年則推尊之不遺餘力。他在《清真先生遺事》中說：“先生於詩文，無所不工，然尚未盡脫古人蹊徑。平生著述，自以樂府為第一。詞人甲乙，宋人早有定論，惟張叔夏病其意趣不高遠。然北宋人如歐、蘇、秦、黃，高則高矣，至精工博大，殊不逮先生。故以宋詞比唐詩，則東坡似太白，歐、秦似摩詰，耆卿似樂天，方回、叔原則大曆十子之流。南宋惟一稼軒可比昌黎，而詞中老杜，則非先生不可。昔人以耆卿比少陵，尤為未當也。”
胡適在《詞選》中說：“周邦彥是一個音樂家而兼是一個詩人，故他的詞音調諧美，情旨濃厚，風趣細膩，為北宋一大家。南宋吳文英、周密諸人雖精於音律，而天才甚低，故僅成詞匠之詞，而不是詩人之詞，不能上比周邦彥了。”鄭賓於在《中國文學流變史》中說：“詞至北宋，大約須得分劃它為三個階段；歐晏是一個階段，秦柳是一個階段，美成自是一個階段。秦、柳之於歐、晏，僅是詞調長短增減的問題；至如美成，則直把詞調整飭起來，不能讓人隨便了。所謂‘填詞’，到了美成手裏，算是一個很大的關鍵呢。”薛礪若《宋詞通論》將周邦彥詞歸入宋詞發展的第三個階段，並說周邦彥“集大成”當從兩個方麵來看：一是從詞調的搜求、審定和考正方麵說，“他於北宋當年風起雲湧的詞壇現象確有集成和創製的功勞”；二是從他的作風方麵說，“他一身兼具過去許多詞家的長處，確有特殊的精力與天才。他所謂集大成者，係指集北宋中期柳永、秦觀、賀鑄等人之成而言。東坡一派詞風，則不在周氏涵容以內。耆卿的慢詞和鋪敘，則給他一個偉大的骨幹，方回的豔麗，少遊的柔媚，又給他一個外部的烘染，同時他又兼采花間派和晏、歐一點神髓，遂形成了他個人的作品——一個圓融美豔，幾經鍛煉修琢的才子和文士的詞。在‘柳永時期’內的一切優長，至美成可以說已臻絕詣了”。
葉嘉瑩在《論周邦彥詞》中說：周詞之被稱為“集大成”，且被擬之於“詞中老杜”，實在大多是就其寫作功力方麵之成就而言，而並不是就其內容意境方麵而言的，並認為其理由約有兩端：一為對前代之承襲，二為描繪敘寫之工。她還指出，前人稱周邦彥“集大成”各有所指，多就其藝術上的某一方麵而言，或指他善於融化前人詩句；或指他善於體物，描繪工巧；或指他善於言情，細膩周至；或指他善於煉字，妥帖工穩。她另外還詳細分析了周邦彥對後來詞人的影響，即所謂“啟後”之功，指出：“其繼承者之南宋諸家，並未經由周氏而上溯北宋之風格意境，卻反而由此而發展出與北宋迥異的另一種南宋之詞風”，史達祖是全以清真為師法的追隨者，不過較周詞為尖巧，而少周詞之渾厚；薑夔學周詞而變向清空一途；
吳文英由周詞出而轉向質實一途，“其他南宋末期之諸詞人，如周密、陳允平、張炎諸人，其長調之作，在煉字、造句、謀篇各方麵，也都曾或多或少地受過周詞的影響”。羅烈專門撰寫了《清真詞與少陵詩》一文，將周邦彥詞與杜甫詩在藝術手法上做了詳細的比較，認為，無論是以柳永還是辛棄疾比詩中杜甫，均不及以周邦彥比之更合適。